1920年,上海发生了洋行买办阎瑞生勒毙妓女王莲英的案件。几家戏园争将此案改成文明新戏演出,为了招徕观众,非要翻些新花头不可。剧情发生在六月里,可演出一直持续到冬天,老板不管天寒地冻,叫演员全穿夏装上台,更叫几个人光着上身站在开足了的电扇下面。观众果然喝彩!于是另一家戏园,在剧中人上场前,先在背脊上浇许多热水,出场时,身上热气腾腾,真像出汗一般,再叫他们在电扇下吹干背上水汽。演员实在冻得吃不消。老板下令说:“凡是穿了单衣在电扇下吹的人,每人赏皮帽一顶!”无怪文明戏演员疾呼:资本家对待演员比老鸨对付下等娼妓手段更辣!这就是文明戏商业化的恶果。
文明戏在革创阶段,是由一些追求光明、酷爱艺术的学生抱着教育社会、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愿望自发地组合起来演剧的,绝无经济目的。他们向知音同学、亲友分发赠券,或举行义演,账助灾区,捐助革命军。文明戏逐渐获得了一批观众,职业化剧团乘时崛起。演员以票房收入来维持生计。在金钱万能的旧社会,艺术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文明戏也染上了铜臭。
第一个职业新剧团“进化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不计报酬的热血青年,每月仅拿三元零用(以后的新剧名角,包银曾高达每月五百元),从来不问账目。半年里营业甚佳,团长任天知靠这班青年,贫而暴富。
资本家见经营新剧有利可图,便接踵而至,把新剧赶进了铜钱眼里。资本进入了新剧界,刺激了新剧畸形繁荣,出现了“甲寅新剧中兴”的局面,文明戏艺人达四千余,彼此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迎合一般市民阶层的口味,许多剧团追求低级趣味,布景服装讲究奇特怪诞,表演大耍噱头,侦探戏、色情戏充斥舞台,乃至以打擂、耍蛇、抽彩等手段招徕看客。新剧活动家汪优游痛苦地说:“我……不能不天天被人们强迫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指演无聊戏)。如果你不作,哼!就有许多东西不答应你。”
文明戏堕落了,终被观众抛弃。但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新剧艺术家想要发展真正的人民戏剧的雄心不灭,他们接受了新剧商业化的痛苦教训,提出了“爱美剧”的口号。我国的话剧运动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抗战时期,全国的话剧事业异常活跃,演员队伍空前壮大。有人曾担心,战后这些戏剧社团和演员会不会再次走上商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使艺术获得新生。话剧史上这浸透艺人血泪的一页,叫人感慨万端。前车覆,后车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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