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赵丹已经离开人间了。我同他从不相识,只是看过他演的许多电影并且热爱他的一个普通观众。但当我听到他病逝的不幸消息,重读了他的遗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80年l0月9日五版)后,真不禁也要说几句话了。
俗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止,其言也善”。赵丹同志临终绝笔发表后,一个同志对我议论说,“真厉害!他说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我说不然。这是他出自肺腑之宫,是他毕生献身于文艺工作得出的经验之谈。我重读一过后。更深刻感到他是那么真挚,痛切,简直一字一句都充满血和泪。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可说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他的意见对于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些同志,应是最可贵的遗嘱和铮言。真诚希望手中握有权柄的衮衮诸公不要再等闲视之,又当做耳旁风,致使另一位赵丹在临终前重新发出这样的哀叹:“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自古英雄未尽才”,一个艺术家的最大悲哀是不能再“创造”,是被剥夺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为文艺家的生命就在于不断的创作。赵丹以未能在银幕上创造周恩来、鲁迅、闻一多,李白…”的形象而抱恨终身,广大观众也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和损失。
赵丹说他为了拍摄《鲁迅》,“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他说得多么悲愤啊,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想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有志之士,多少有才华的人由于失去工作的机会而痛苦,扼腕,哀叹,抗争!多少人在监狱中,在牛棚中度过了那些漫长的岁月。他们有时背诵着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和陶潜“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等等诗句,有时则象晋朝时王敦那样,一面敲击着痰盂,一面朗诵魏武的名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多少人在这种悲叹声中赍志以没,抱憾千古。这不是一般的“怀才不遇”问题,而是忠心耿耿,热爱人民,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崇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最大的损失。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人民和广大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是由于这伙匪徒的专横肆虐。在粉碎了“四人帮”四年以后的今天,不能不说还存在着极左路线的余毒。赵丹说:“如果党管文艺管得那么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正象赵丹同志说的:“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但愿他这些掷地可作金石声的大彻大悟的言语足以振聋发聩,医好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吧。
(图为赵丹生前的最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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