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新凤霞回忆录》 -往事钩沉-菊坛文萃-戏曲艺术

我当了几十年文学编辑，头脑里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不少，只是从前很不自觉，还自以为很正确。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不管是约稿还是审稿，总会碰到一些很伤脑筋的问题，其中有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早已不把它看做是件坏事，而越来越觉得那是我编辑生涯中难得的一件有益的事，值得我永远铭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约是1980年，我们收到了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的一部书稿，是她写自己生平经历和从事评剧艺术实践的将近20万字的回忆录，内容生动活泼，结构自然随意，尤其是因为她是在天津南市一带土生土长的，有许多都是写天津的，或关系到天津的，读稿后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那是新凤霞的处女作，在这之前还没见过她发表的文字，所以倍感珍爱，决定接受出版。

为了把这部难得的书稿打磨成为一部精品，我们经手的几个编辑逐字逐句地细细品读，在欣赏之余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觉得有些文字粗糙，经不起推敲。我们认为，作者虽是名演员，艺术造诣很高，但却是初学写作者，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于她的艺术造诣很高，评剧又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艺术形式，所以她才能写出如此生动引人入胜的书稿，而且认为即便是有一定文字修养的专业作家，也不见得能写出来。所以，我们几个编辑就对全稿进行小心地润色和加工，生怕破坏了任何一处她那极富生活气息和艺术特色的地方，尽量保持着新凤霞作品的原汁原味。经过我们的努力，书稿拿到新凤霞面前时，她很高兴，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新凤霞是名演员，待人却和蔼可亲，见了我们如同见了老乡，讲了许多书稿中不曾写到的故事给我们听，还拿出了她的许多画作给我们看，气氛十分融洽。

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提出了除文字方面以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时，新凤霞没有马上答复，说是要与她的先生吴祖光商量之后才能决定。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书稿中有些情节不妥，希望删节。例如，写某出评剧中有段狠骂老皇帝的情节就不妥，容易引起误解。二是书名定为《新凤霞回忆录》，我们认为不妥。三是我们不同意他们提出的采用大长32开本，认为可采用普通32开本或长32开本。那时好像吴祖光不在北京，我们只好返回天津等待新凤霞的电话。大概就是第二天吧，新凤霞就来电话说，吴祖光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而且态度很坚决。如此，我们再次去北京与他们面谈。

那是一次很尴尬的会见。我们被吴祖光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比如他说，剧情中就是剧中人物在骂老皇帝（是哪出戏，我记不清了），新凤霞联系到自己当时的处境（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悲从中来，声泪俱下，演出得十分投入，为什么不可以写，为什么要删去？吴祖光又问我们：书名为什么不能用《新凤霞回忆录》？谁规定的只有政治家写的才能叫“回忆录”？只有革命回忆录？他还说：《新凤霞回忆录》这书名很新颖，也很实际，她就是生动地一件一件事地按原样记录下来的，完全是回忆录的形式。关于开本，他问我们是为了节约成本吗？我们说不完全是，主要是认为这类书稿内容不适于用这样庄重大方的开本，从来没用过。他坚持说，一部近20万字的书稿，再配上照片和绘画完全可以用这种庄重大方的开本，尤其使用这个书名会使这部书稿很大气，完全与众不同，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总而言之，我们在吴祖光面前完全败下阵来。我这个当了几十年编辑的人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毫不留情面的作者，而且还有一种“有理也说不清”的感觉，心里的委屈与别扭就别提了。可发愁不知下一步工作该如何进行时，吴祖光又给出版社的上级领导市委宣传部寄来了一封反映我们如何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信。幸而，当时我的所作所为及所想并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那都是向领导请示过、汇报过，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共有的“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过分的精神负担，只是觉得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难以对付的作者罢了。

后来，经过各级领导研究磋商后，互相都做了一些妥协，我们答应采用作者使用的书名和开本，作者也答应在“老皇帝”的词句上做了些改动。书，总算顺利出版了，而且印制得很漂亮、很大气，也很畅销。新凤霞的书一炮打响，几乎轰动全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的思想也在逐步解放，再回想吴祖光坚持的那几个问题，就觉得当时自己十分幼稚可笑了。后来，我在处理稿件中遇到的那许多新问题，也往往是开始觉得很棘手，但随之就迎刃而解，最后确实出现了海阔天空，任你翱翔的新局面了。我现在逐渐认识到，几十年来形成的思想束缚是必须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变化的，既不能被旧的禁锢，又不能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一味随大流。编辑对书稿要“把关”，不把关就用不着编辑了。但如何“把关”，确实需要高水平，而且要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