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出现意外,往往会给我党造成损失,所以交通员组织关系缜密,上下级联系明确。下面是1937年的“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海参崴职工处——各省委——特委交通局——县委交通部——救国会交通站——交通员。
交通员的公开身份多种多样,商人、老板、道士、记者、猪倌……他们除了侦察与传递敌人活动的情报外,还有传递中共中央等机构的指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运送作战物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等任务。交通员都有不怕困难、不惜牺牲的特点,在传递情报时,他们将密件缝在衣服里、放到耳朵里、编在女人辫子里等等,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进行单线联络。电影《自有后来人》和后来多个版本的《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的典型的接头暗号和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的这一保护密件的行为都十分真实,这是因为编剧沈默君非常了解抗联交通员的对敌斗争手段。
在抗联早期,指战员们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对于攻防很不利。1936年,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让于保和去黑龙江通河县帽儿山的密营中建立抗联电信学校,那里有一个缴获来的日军电台。等到学员们来到时,又有几台苏联产的电台送了过来。
学员学成后,带着电台被分配到各个军,抗联各军之间犹如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对作战极为有利。为了防止敌人截获,电台不能明码发报,只能把电码自制成密码。这写满密码的本子,也就是《红灯记》中所谓的密电码,必须送到配备电台的抗联部队去,用于发码和接收后的破译。密电码所承载的信息非常重要,保密性很强,敌人一旦获得,抗联轻则会遭到日军伏击,重则山里的密营会被发现,以致全军覆没。
密电码如此重要,它在敌后的传递就要非常隐秘,通常都把它写在一本书或字典中,用来迷惑敌人。对于密电码,交通员、报务员等都视其为自己的生命。1942年冬天,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日军围攻,小队被打散,身背发报机的陈玉华身负重伤。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发报机砸碎,扔进深雪中,牺牲前,她又吞吃了密电码。
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编剧之一沈默君,曾是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的编剧。1961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沈默君在黑龙江采访时,收集到许多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动人故事。第二年,沈默君正式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刚到不久,就接到厂里指派的一个任务,要他写“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真亲”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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