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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漂萍录（3） -艺海云烟-曲海泛舟-戏曲艺术

2023-12-26 阅读 3 评论 0

摘要：（3）码头，闯关东，饱尝辛酸　　年老的观众说：“撂地卖艺最早盖上屋子说相声的，是在天津”。我估摸着所说的“盖上屋子说相声”，可能指的是在茶园、书场里说相声。根据我的经历，说相声的场地有三种：第一种，用行活说叫做“划锅”，就是说相声的人占据一块空地或道边、街

（3）码头，闯关东，饱尝辛酸

　　年老的观众说：“撂地卖艺最早盖上屋子说相声的，是在天津”。我估摸着所说的“盖上屋子说相声”，可能指的是在茶园、书场里说相声。根据我的经历，说相声的场地有三种：第一种，用行活说叫做“划锅”，就是说相声的人占据一块空地或道边、街沿，用石子、沙土砌出一个大半圆，划得象大锅的样子，听众围着这个圈观看。听一段，甚至不到一段（单口、笑话居多），说到节骨眼上，就向观众敛钱。“划锅”不交地皮钱，只要不遇上巡警、地痞流氓鼓竹杠，挣的钱可以全都装进自己的荷包里。第二种叫“撂地”，就是在市场或广场，占一块地方献艺“打钱”（敛钱），而这块地方要交地皮钱，张三花了地皮钱，李四就不能来占用。但是，一般说来，“划锅”、“撂地”都是名气不大的艺人卖艺的场地，有了书场、茶社、戏园之后，有点名气的人就进屋里说去了，也就有了分账或包银的固定收入了。所以，从“划锅”、“撂地”到“入室升堂”，对说相声的艺人来说，也是一种“晋升”。

　　我带着妻儿搬进南市三不管，以撂地为主，有时也到东兴市场小书场去说一段，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名气。别看没有名气，那些地痞流氓、把头恶霸“飞帖打网”却总忘不了我。帖子飞来，我就得掏一块钱，少了不行，不出更不行，你不买他的账，等于自找苦吃，轻则挨顿打，弄不好“帽子”一扣，押进大牢也不新鲜。我胆小怕事，帖子飞来，一家人勒紧肚皮，也要凑上一块钱送上去。“杂霸地”的喜庆事还格外多，老太爷的“寿辰”，少爷小姐“满月”，外带老太太做“阴寿”，帖子满天飞，平均一月得花个十块八块的。为了多挣几个，只有豁出命去说。上午说，下午说，晚上说，再赶着*院落灯之前，到侯家后、同庆后*院里去说，说一段混个两角钱。生活的重压，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妻儿等着我拿钱回家买棒子面，债主等着我的利息，“飞帖打网”的还得应付，我是肉休凡胎的人，没有钢筋铁骨，如何肩得起这样的重压。在三不管撂地，混了不多日子就一病不起。撂地卖艺人的收人，刮风减半，下雨全无，卧病不起，那就分文无有。什么“病假工资”、“劳保工资”，没这种新鲜事，也没有这词汇。我一病三个月，多亏我的师兄弟、伙伴刘桂田、高桂清、赵佩茹、刘宝瑞、焦少海等人的接济。三个月，差不多一百天，无论刮风下雨，他们几位天天往我家送煤、送粮，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送到我家，以保我的妻儿不致饿死。这种艺人中的江湖义气，实在是难能可贵得很。

　　大病不死，还得挣钱养家还债。为了想多挣点钱，我决定和刘桂田搭伴，出去跑跑码头。我们是飞不远的家雀，离天津太远的码头去不了，没有那么多盘缠钱。所以我们头趟外出，也就是搭小船去到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这些地方虽然码头下大，但来来往往的过客不少。我们在行人比较熙攘的街上“划锅”，或在小酒馆里借地，说一场相声，还很受欢迎，新鲜嘛！敛钱的时候，不掏钱白听的人也比天津卫里少。我们觉得有点甜头。接着，我又带着我的徒弟阎笑儒，走得远一点，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去到了秦皇岛。白天撂地，晚上串*院，因为从上海到天津的海船都要经过秦皇岛，又有铁路线经过，是个比较大而繁华的水陆码头，*院很多。有一晚，在一家二等*院里，碰到天津名票友王庾生，这个人有点文墨，听了我的几段相声，认为辞意文雅，耐人寻味。王庾生也是回民，“他乡遇故旧”，为表示对我的赏识和照顾，每次听完我的相声，给的钱总多于两角钱。著名的耀华玻璃公司就在秦皇岛市的车站附近，这是家中外合资经营的阔工厂，有员司俱乐部，俱乐部里还有个国剧社，王庾生就是在国剧社里教京戏。王庚生叫我星期六到耀华玻璃公司员司俱乐部去说几段相声。我带着阎笑儒按时赶到。这个员司俱乐部能容二、三百人，有台有座，比小书场茶社强多了。员司们有的西装革履，有得绸衫绉褂，讲究得很。我说了几个拿手的段子，如《西江月》、《文章会》、《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热烈。从此，每周六去一趟，说几段，俱乐部就给开支三块钱。这一趟秦皇岛，我们生意不坏，挣了点钱，把未能偿清的高利贷偿清了，积欠的债也还上了，真是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

　　我又收了两个徒弟，“笑”字排名；一个是张笑勤，一个是金笑天。

　　一九三七年春节前，我回到天津，仍然在东兴市场撂地。这一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艺人们各弃前程。说相声的伙伴们，刘桂田搭戏班，改唱京戏，离开了天津，赵佩茹和常宝堃搭伴去了北京。刘宝瑞是个单身汉，住到他师傅张寿臣家去了。剩下我，怎么办呢？临时在时调班加场，每天固定工资四角钱，暂度燃眉。过了些日子，奉天（现在的沈阳）翔云阁茶社来人到天津约请相声，有人介绍我去应约。言明来去路费由茶社出，到了奉天，管住不管吃，茶社按收入和我三七分帐，一块钱，我能分七角，这些条件是可称“优惠”的了。不过下奉天，闯关东，对于在京津两大城市呆过的艺人来说，却不是那么富有吸引力的，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走这条道。所以我虽然答应了奉天的约请，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知此一去吉凶如何。家里把整票零钱凑拢在一起，一共还有八块来钱，妻子泪眼巴巴地对我说，穷家富路，你都带上吧！我想：我一走，妻儿无依无*，我能把八块来钱都拿走吗？我只拿了两块钱，妻子给我烙了四张杂合面饼子，我就上了路。拿着翔云阁代买的车票就直奔奉天。

　　由天津直达奉天的火车，行程是一天一夜。头天上车，天亮以后车过山诲关，到了绥中县车站，两个日本宪兵，四、五个伪军上车，逐个地斥问旅客：“干什么的？”“带了什么东西？”旅客必须站起身，戴帽子的必烦脱帽，一一回答。那时候，火车一过山海关就算是入了“满洲国”境。我先是看着同车厢的旅客接受盘查，后来一名伪军问到我头上：“你是什么人？”我起立回答：“我是说相声的。”伪军一扬手，啪！打了我一巴掌，问我；“什么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我连忙说；“我是中国人。”啪！又一巴掌，“什么的中国人？”我忙改口：“我是日本人。”啪！这一巴掌打得更重，“这小子冒充日本人。”那只手又扬起来了，我说：“我是法国人。”“我不是人，行不行？”那家伙乐了，坐在我身旁的一位旅客捅捅我，轻轻给我提词：“你说是满洲国人，满洲国人。”一场灾祸总算过去了，那家伙喝斥我说：“坐下！”我咽着眼泪说：“谢谢老总。”当时我嘴里不敢骂街，可在心里把这班家伙狠狠地骂了一顿。本来，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夜，肚子很饿，摸摸腰里还有半张妻子揣给我的饼子，可是，一口也吃不下，抹抹眼泪，心里想：闯关东，历来是穷苦人伤心的事，我算是一出关就尝到了这个滋味了！

　　火车中午抵达奉天站，翔云阁茶社派人来接我，还给雇了一辆马车，把我一直拉到小西门翔云阁茶社，并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我感到对我安排得还算周到。当晚我就演出，效果很好，头炮打响了。奉天人喜好听相声，奉天东南西北四门的市场都有书场、茶社，都上演相声。翔云阁在小西门，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场子，跟翔云阁差不多的，还有鼓楼南的万泉茶社，也颇具规模。北市场还有个专门的相声场子，据说还是*北京天桥老相声艺人“人人乐”当年走奉天开辟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京津相声艺人在奉天留下了好的名声。不过，就在我到奉天之前，发生了乔立元惨遭汉*特务残杀事件，京津艺人对于下关东不免谈虎色变。乔立元与乔清秀，夫妻鬻艺于天津，我们是世交的友好。乔氏夫妇同台唱河南坠子，真正的河南腔，乡土气息非常浓厚，极受听众欢迎。乔清秀相貌十分标致，同行常戏称她为“大美人”，称得上是“色艺双全”。乔立元与乔清秀是一对贫*夫妻，非常恩爱，为人也很正派，梨园、艺苑相识的人们，都敬重他们。“七·七”事变之后，也是为生活所逼，乔氏夫妇走奉天。伪满军警、特务、地痞、流氓，企图侮辱乔清秀，乔立元为保护妻子，被拖入伪警察所，活活地给整死了。所以，我实在是提心吊胆地下奉天。

　　自从“打炮”开始，每天翔云阁座无虚席，某社的经理和票头（代资本家管理茶社的雇员）到后台来看望我，就茶社生意兴旺而大捧了我一番，并且象算命先生一样，预言我在奉天一定能“火”起夹。说来说去，绕了半天的弯儿，最后才言归正传，要我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五角钱交柜，因为我由天津到奉天是他们垫付的火车票钱，到达奉天，我又坐了马车，这笔马车费也应由我自付。我说：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管我的路费么？怎么又要我付钱呢？票头说：“管么，就是管给你买票，管给你雇车，钱还得自己掏。”嘿！真没想到相声里面常用的扣住一个字作诡辩的手法，被票头们利用得这么妙：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实在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也无济于事，说什么路费也得要我归还。我感到他们言而无信，实在欺人太甚，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满洲国”，我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三个月，还清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不管翔云阁的经理票头如何挽留，我也坚决离开奉天，取道营口，乘船返回天津。我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立元的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

（4）沿津浦线南下飘泊

　　我从奉天返回天津，还得走我的老路：三不管撂地。一九三八年，日寇的侵略铁蹄已经踏过了华北平原，正集中兵力向东南侵犯，沦为敌人后方的天津，兵荒马乱的情况已经不太明显了，歌场舞榭也吹起了笙箫管笛，有些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这些一日不开口，一日不得食的吃“开口饭”的人，拖家带口，有什么办法呢？我和刘宝瑞、高桂清、杨文华、李少卿几个弟兄搭伴，每天能混上几斤杂合面也就凑合了。可是，在旧社会恶人当道，作艺的人苦不堪言。在南市三不管，大恶霸、青帮头子袁文会的徒子徒孙，到处横行，凡是在南市一带站脚谋生的，都得“孝敬”他们，南市的什么“花会”赌场、窑子*院、大烟馆，无不与袁文会有关。我们撂地卖艺的，自然也惹不起袁文会，要什么钱就得给什么钱。就是这样也还不行，青帮老大传下话来，不在青帮的人，一律不许在三不管混饭吃。狗腿子们气势汹汹地盘查卖艺的以至做小买卖的，凡是没有在帮的吓得跑的跑，躲的躲，我和刘宝瑞在家躲了五、六天。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到市场上去挣钱，吃什么呢？有些在青帮的朋友，动员我去拜个师父，烧个“香堂”，我不干。我卖艺吃饭，凭本事，当“混混儿”，我不是那条道上的人。再说，拜个师父，光磕头还不行，总得十块八块的送礼，往后一年三节，师父家的生日喜庆，都得送礼，我花不起这份冤枉钱。我拿定主意不入青帮。刘宝瑞也一样，不想去进青帮的山门。他跑到在帮的同行家，借来一本讲帮规的书《通漕》。照着这个本本念什么：大、通、悟、学、万、象、依、皈，八辈，二十辈，二十八辈，什么正宗有“航三”、“嘉白”，又是什么“清水的”、“浑水的”，等等。干什么呢？刘宝瑞胆子大，从这个本本里学到了青帮的一些行话，就冒充青帮家里人，打算这样混下去。我胆子小，不敢。刘宝瑞光棍汉，出了事，撒鸭子一跑，完了，我妻室儿女一大群，“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还得另找出路，离开天津去跑码头。

　　正好，这时有个开汽车的高少亭，爱好相声，也能说几口。在天津开汽车，常被宪兵、警察敲竹杠，他愿意改行说相声，我就搭了高少亭这个新伙伴离开了天津，沿着向南去的铁路线，一站一站朝南走，所经的城镇不论大小，只要能撂地就停下来，赶集市，赶商会，交通路口、大车店、茶棚、*院，只要能有听众，我们就撂地卖艺。如果生意不惜，我们就找个小客店，住上几天；生意若不好，我们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凑合一夜，天亮再往前赶。真是风餐露宿，和乞丐、游方和尚差不多，所差的就是我们不乞讨，不化缘。就这佯，一路上也能挣点钱，我自己省得不可再省，积攒到两块钱，赶快往家里寄，怕妻儿挨饿。冬天离开天津，过了沧州，又到德州，经平原过禹城，入夏以后到达了泉城——济南。

　　泉城风物好，不过究竟是沦陷期间，市面上虽然过往行人也熙熙攘攘，但是大明湖上携酒载歌的却不多。听说南岗子市场还热闹，我和高少亭赶到那里，果然，这里风光不下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路边商店摊棚林立，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都有，游人很多。可是找不到空闲场地，没法演唱。我们踅到一个变戏法的场地上，跟那个变戏法的搭话，这个江湖朋友叫李凤祥，听我们说是从天津来的，想在这里说场相声挣点盘缠，通了姓名、行当之后，他很仗义，愿意穷帮穷，慷慨地说；“没问题，四海之内，都是朋友，你们就在我这里干。”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为了让我们作几个买卖，下午太阳刚偏西就早早地“推”了（散场了）。趁观众还围着的时候，他站到场子中间向观众们推荐我们说：“众位，这是我的师弟，从天津来，侍候众位听几段相声。”观众被吸引住了，我和高少亭赶忙拿着扇子、竹板，在场子中间向观众们拱手、鞠躬，说了几句江湖上惯说的客气话，就一连说了四段，挣了一块多钱。我们向李凤样交两角钱板凳钱，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连十几天，我们就这样借地沾光，每天挣一块多钱，两人住店要花四角，还要吃饭，多少得存下几角寄给妻儿怎么办呢？只有从牙缝里省，在吃上尽量节省。

　　我们借地说相声很落好，有的听众每天必到，我们不“推”，他们不散。有一天，有个每场必到的常客找我，约我到他的茶社去演出。原来济南二马路上有家青莲阁茶社曲艺厅，有评书、大鼓、魔术、相声、坠子，拾样杂耍差不多都有，男女演员齐全，是个共和班。每天分钱，一个份儿四到五角。此人姓杨，可能是个票头，看上了我们的相声，答应给我们每天每人三个份儿，后台可以住，电灯、水、桌椅板凳都不收钱。这可比撂地强多了。

　　青莲阁茶社曲艺厅为我们去演出作了宜传，茶社门前挂起大红纸横幅，上写“特约天津相声艺员马三立每日上演”。我站在楼上朝下边座池一看，地方不算大，能坐三百多人，已经都满座了，我沾沾自喜。我演出后很受欢迎，来了个开门红，以后也总是场场客满。可是过了不久，我发现有些观众不是来听演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找女演员解闷，而且还可以随便把女演员带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家“花茶馆”，女演员都是“活门儿”。这些女角当中，有的人唱得也还不错，可叹有艺不能养身！青莲阁茶社既是个花茶馆，我在这地方算干什么的呢？真比串*院说相声还别扭。同时我也发现干花茶馆的人，比一般开茶馆、书场的人更善于坑骗，不讲义气。原来经理、票头对我讲得天花乱坠，什么能介绍我上电台去广播，还有堂会可赶，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和高少亭每天每人确实分得三个份几，可是一打听，一般艺员、乐师却不少于六个份儿，只有后台的伙计勤杂才拿三个份儿，这不是欺负人吗？找经理说，我们要回天津，那经理满脸*象，笑眯眯地说：“你们回去不了啦！天津闹大水，火车不通了。”我慌忙地跑到火车站一看，售票处挂着牌子：　“北行各次列车只通德州”。听人说，天津果然被大水淹了。家中妻儿怎么样了呢？我焦急万分，饮食不下，夜不能眠，病倒了十几天，积攒了几块钱也都花光了。不得已又忍气吞声在青莲阁茶社干了一个月，火车通了，我们赶忙买票，挤上火车，回到了天津。这时，天津的大水退了，到处是淤泥、垃圾，臭气熏天，被大水泡塌了的房子不少。三不管我家那间小屋还没倒塌，只是原来就破破烂烂的桌子板凳经水一泡就更扶不起来了。妻儿正在室内清除污泥积水，原来他们避到赵家楼本家姐姐家中，也刚刚回来。我夫妻儿女大难之后，又得团聚，不由得悲喜交加，真是感谢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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