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漂萍录（2） -艺海云烟-曲海泛舟-戏曲艺术

二、我的作艺生涯

　　我正式说相声卖艺，是从一九三零即我十五岁的时侯开始的，掐指算来，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酸甜苦辣，荣辱备尝。讲讲我的前半生，作个新旧对比，既是自我教育，也能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

　　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我在卖艺的苦海里浸沉了二十年，经历了许多苦难坎坷，也遇合了许多的人和事。这篇回忆录主要说说这一阶段的事。

（1）父亲与万人迷搭伴来津作艺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马德禄和他的师兄万人迷李德钖从北京来到天津，我和母亲，哥哥也随着迁居到天津。那时候，我的母亲体弱多病，已经不唱大鼓了，父亲和万人迷搭伴在天津杂耍园子说相声。

　万人迷实际是父子两代。第一代万人迷是李德钖的父亲李广义，他善于说书、演唱，太平歌词、二黄梆子无所不能。我没有见过他，听说他以说鬼而达到迷人的地步。他说鬼不是完全依据《聊斋志异》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而是他自己看了大量的神鬼故事，搜罗了许多神神鬼鬼的民间传说，再揉进一些迷信的东西，加以编撰，达到了“自神其术”的地步。听我的父亲及前辈艺人们传说：李广义说鬼，可以从晌午开场，一直说到午夜。他编造的内容，绘声绘色地描述，往往使听众心寒胆战，散场后非跟他一道走不可。李广义以这种口头民间艺术的魅力，赢得了“万人迷”的绰号。据说，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寿辰，把北京城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及作艺的，召集到颐和园宫外，摆摊设案，亮地划锅。叫卖的，唱戏唱歌词的，说相声的，耍大刀的，盘杠子的，应有尽有，为的是供慈禧观赏取乐。李广义也被召去，并且以学唱二黄梆子得到封赏，万人迷一时名噪京都。

　　李广义死后，他的儿子小锁子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继续说书、说笑话。后来小锁子拜恩绪为师，才取名德钖，艺名“小万人迷”。小万人迷初露头角就轰动一时。当他和我父亲搭伴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因此，将小万人迷的“小”字抹去，承袭了万人迷的艺名。

　　万人迷给我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头，黑苍苍的脸色，两只眼珠子滴溜溜炯炯有神，一上场，逗人发笑，独不见他一丝笑意。他的“玩艺儿”可称得雅俗共赏。南市、鸟市、三不管的市民百姓、劳苦大众十分欢迎他，文人墨客也多有为他捧场的。当年天津四大文人名士：严范孙、、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都是万人迷的热情听众。他们不仅爱听万人迷说相声，而且与万人迷交友，帮助万人迷编创相声段子，调理他的演出本子。这些名士对万人迷的相声有一定影响，万人迷拿手的段子，属文字游戏的，许多都是经过名士润色、雕琢的。他的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柳罐上任》（解放后改编为《糊涂县官》），针砭清末卖官鬻爵的腐败时政，讽刺一个暴发户花钱买了个知县，上任以后，不懂官场规矩，闹了许许多多的笑话。这段单口相声，经过文士笔下加工，把清末腐朽的吏治用漫画手法展现出来，再经万人迷有声有色地演说，这幅漫画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活跃起来。

　　万人迷李德钖为人落拓不羁，颇有几分穷不怕的遗风。他嗜赌，经常输得身无分文，无钱吃饭，便把衣物送进当铺；没米下锅，也不见他犯愁，数九寒冬，常常单衣薄衫，蹲在墙角里晒太阳。不过，在万人迷短暂的一生中，也曾“抖”过一次。那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年代，“长腿将军”张宗昌在天津听万人迷的相声，每有赏钱，总在百元之谱。有一回，万人迷在山东济南府说相声，应了一个堂会，赶巧张宗昌是这个堂会上的上宾，一方面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听相声笑得十分开心，当时正在赌博场上，张宗昌一时乐不可支，就把赌桌上的赌注、赌资，悉扫一光，据说约有千金，全部赏赠给了万人迷。万人迷得了这笔“重赏”，回到天津，赎了旧当，置了新装，还典了房子，娶了妻子，结束了光棍汉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笔钱并不能改变万人迷这样一个旧艺人的命运。一九二九年，风靡京津的万人迷，贫困潦倒，溘然而逝，终年不过四十岁，身后十分萧索。

　　万人迷作古了，我的父亲马德禄失去了搭伴，自己也就被戏园辞退了。万人迷的凄凉下场，已经够他寒心的了，加上暂时的失业，日子真不好过。

（2）辍学作艺，刻苦练功

　母亲自我出生以后，体弱多病，一九一六年，我三岁那年，我的母亲病死了。父亲把母亲的衣物和生前卖艺时的服装都变卖了，又卖掉了仅有的几件家具，办理母亲的丧事。完了，母亲没了，家也没了。父亲带着哥哥住到书场后台去了，我怎么办呢？父亲商得婶母的同意，把我寄养到叔父家。这时候，万人迷还健在，他们还搭伴儿演出。

　　我在婶母跟前寄养了三年多，跟父亲一直也没有见面。我六岁多了，开始能记事了，记得有一天父亲来了，猛然一下，我差点不认识他了，因为他衣帽光鲜，不象说相声的马德禄，面团团地象个富翁模样。原来这时候，他已是很有些名气的相声演员，挣钱也多了。我被接回新家，才知道父亲给我们娶了续弦的后母。

　　我七岁那年上小学，由初小而高小，又考入了天津汇文中学。可是，新家并不是个温暖的家，后母丁氏游手好闲，嘴馋手懒，成天鸡腿鸭翅膀不停地啃，糟果零食不离嘴。父亲又赶场，又撂地，拼命挣钱，外加哥哥马桂元也已演出，收入虽不少，可是填不满丁氏后娘的“无底洞”，一年四季没有一季不闹饥荒。父母兄嫂经常吵嘴打架。父亲自己也添了喝大酒、打麻将、斗十胡的嗜好。丁氏抓着他的短，胡搅蛮缠，真是弄得“家神不安”，我的书也就念不下去了。

　　我是汇文中学第二十一期的学生。我父亲看出来我们这样的家境，想供我上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大可能，所以从我十二岁开始，我一边上着学，一边跟父兄学艺。他们教给我几个段子如《拴娃娃》、《家堂令》等等，让我练着说。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搂准。这对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就够难的了，可他们还总要问我，这句词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这里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让我去反复琢磨、理解。一段“贯口活”的“趟子”，我起早贪黑地记住了，能说下来了，自己以为满可以了，谁知父亲、哥哥一听，说：“不行！”什么“气口不行”，“动作配合不好”，再练，再啄磨。相声同行们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磁实”，可是个中艰苦，实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学活练功，实在叫人受不了。而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挨打，尤其是哥哥教活，学不好，动辄就打，藤条打，戒尺打，抄不着家什，左右开弓打嘴巴。那种狠打，多年以后想起未，心里还犯哆嗦。话说回来，旧社会学艺，有几个不是皮鞭子底下讨生活的呢？

　　父亲失去万人迷这个搭伴被燕乐辞退的那年，我尚在汇文中学念书，没有熬到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帮父亲去挣钱。那年头，卖艺的规矩很多，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因此，我父亲让我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加人他们的一伙，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这时候，南市联兴茶社是相声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父亲和我哥哥马桂元，加上我，还有周德山，结为一伙。在联兴说相声的还有高桂清、郭荣起、赵佩茹、刘宝瑞、李德林等人。

　　周德山是“相声八德”中的一员，他的活儿好，路子宽。拜他为师以后，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师兄弟，对我很照顾，不象我父兄那么严厉。跟周德山学艺的还有刘桂田、李桐文等，他们算是我的师弟。

　　九河下梢的天津，是北方的大商埠，消费娱乐行业很发达，各地作艺的人们都到天津赶码头，特别是干曲艺的。唱戏、唱大鼓、说书、说相声，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东北的、唐山的、通州的相声艺人荟集天津，展开了业务上的竞争。我在当时，技艺上进展不大，拿不出高超的东西去争强斗胜，观众不能老看我的“一道汤”似的演出，我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自己想来想去，想到：“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古训，便下定决心，要奋发图强。我既然把说相声当作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凡是技巧高难的段子，我都下苦功夫去学，去练，要求自己必须练得掌握自如，得心应口；对于相声的“包袱”尺寸反复找准，钻研相声这个行当的特色和规律。就这样，我苦学苦练了好几年。

　　一九三三年我十九岁时，娶妻成家了。穷作艺的人家，遇到婚丧嫁娶，经济上的困难是很大的。为我娶妻．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亲为了早日还清这笔高利贷，和周蛤蟆搭伴到外地去跑码头，简食省用，每月都能寄回一些钱。钱都落到丁氏后母手里，她就大吃八喝，胡乱挥霍。父亲在外地辛苦了一年多，回到天津一看，不但债没有还，而且家也不象个家，连气带累，一病不起。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二岁，父亲弃养，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到我的身上。不久，丁氏“演出”了一场“夜奔”，我们在天津遍找而不知其下落。无奈，我夫妻只好带着四岁的侄儿和一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租赁了一间房子住下，我就在南市、鸟市、谦德庄、地道外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地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