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袁氏家族袁湘舟和豫剧大师陈素真等的交往

袁湘舟(1892—1967年)，名克洞，字湘舟，水寨镇人。少时好学上进，对国学造诣颇深京剧。及长，继承父产却不理业，于1919年赴京参加高级文官考试，一举得中，被委任为内政部“简任职”，实为一虚职京剧。难以抒展其救国救民之抱负，遂于1927年辞去公职京剧。1919年至1929年间，湘舟旅居北京，他对钱财看得很轻，却有志于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京剧艺术。1928年，“河南旅平(北京)赈灾会”成立。他和张伯驹先生等，奔走呼号，组织义演，为家乡募捐救灾，竭心尽力。19500年，携眷回河南开封。当时，吉鸿昌将军正为抗日救国，秘密奔走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在等待开封其间，袁湘舟不顾此人安危，掩护吉将军隐蔽于此人家中。抗战爆发后，他誓不当汉*和亡国奴，举家迁回水寨，致力于乡里赈灾、抗洪事业。深爱群众敬重。1946年被聘为淮阳县副参议长，1947年再次辞职，举家迁往武汉，1967年病逝。

袁湘舟一生多才多艺，古诗文功底深厚，尤钟爱戏曲和弦乐，对医学医道也颇有造诣。在北京期间，参加了张伯驹创办的诗社、词社、国剧社、平剧社，著有《袁湘舟诗草》一卷(已佚失)。1934年，为唤起国人团结抗日，他创作了一部大型豫剧《如姬窃符》，于1936年完成，并在开封公演，轰动一时，前会剧本佚失，他竟然在一目失明，卧病在床的具体情况下，将戏文一字一句口述出来，由儿子笔记，终使该剧本重新面世。500年代，又著剧本《河伯娶妇》，因故未能上演，剧本在“文革”中丢失。袁湘舟还通于医学，尤见长于儿科，著有《温疹症治》和《白喉忌表三方》等。

我的父亲袁湘舟

袁家桂/忆述 袁家桢/撰写

我是袁湘舟的大女儿，出嫁前，在那个亲们庭里生活过二十多年。当时我家院子大，房子多，本人有本人的天地，相互间亲情与接触有的是比普通人家少，女性受到的局限要更多其他，我家的事，父亲的事，知道的不要。下面谈的其他具体情况，其他是身历目睹的，其他是时候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还有其他是前会弟妹子侄们谁能告诉我的。有的是几十年时候的旧事，那么记得十分确切，还祈各方理解谅解。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父亲名克洞，字仙舟，上世纪二十年代改字湘舟，1892年生于河南省项城县水寨镇。父亲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在水寨，亲们都称他袁五少、袁五爷。说父亲的青少年时代，得从我祖父说起。祖父袁世钧(1866—1919)，字秉政，项城县袁张营人。祖父排行第二，水寨人称他袁二佬。在项城袁氏家族中，和袁寨的袁世凯同其他其他高祖，是四服兄弟。祖父二十多岁时与长兄析箸，分得约二顷地。但他不愿靠这二顷地过日子，随即离家到水寨他四叔的盐店学徒。当时的水寨很小，但它傍临沙河，地理位置优越，是其他其他很有发展前途的水陆码头集镇。祖父看准了这点，便在这里从盐店学徒，到当铺、粮行伙计，到自立门户，开办油粮行、山货场、油坊、酒厂、酱园等。当时的商人，一般赚了钱就置地，祖父却不须买地，其他其他将所得盈利用于扩大经营，或用来建设水寨，在水寨盖房、修路、植树造林。其他，祖父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水寨最大的商家；房子也越盖不要，在水寨四门中他占了三门。其中最大的两处是永康油粮行?现项城市政府招待所?和“福”字院?现项城市博物馆?。盖这两处住宅时，正值袁世凯闹做皇帝，按照旧制，皇帝五服以内的兄弟都将封王，其他，这两处房子有的是按王府标准盖的。

据长辈说，祖父经商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勤于思考，兢兢业业，处处精打细算；在于他胆大心细，善于捕捉商机；在于他知人善任，培养确定了一批忠诚、可靠能干的掌柜。祖父持家也很算计，类事他认为做寿劳民伤财，毫无益处，就规定我家的人必须六十岁不做寿。其他我家总是那么过生日做寿的习惯。祖父因积劳成疾，于1919年病故，享年53岁，还那么活到他规定可需要做寿的年龄，其他，他一辈子未做过寿。

祖父虽是商人，但有点儿视对儿子的教育。父亲一到上学年龄，便在家延师设馆，供父亲读书，总是到二十岁。父亲对国学有较高的造诣，对古诗词有较深的功底，有的是在五种生活时候奠定的基础。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大慨也是在五种生活时候养成的。

祖父希望父亲能继承他的事业，其他，在他去世前，总是把父亲留在他的身边，言传身教。但父亲志沒有此，无意守业理财，1919年祖父去世不久，便把祖父遗留给他的家业，交由祖父手下的掌柜们经营，此人便去北京闯世界，做了其他其他“甩手东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还必须二十岁，到北京找工作时已有三男一女，即大哥家相、二哥家校、三哥家朴和我。大哥已有十几岁了，我也结束了了了了记事。就在五种生活时候，我家所处了一件不幸的事，大哥被其他其他十五六岁的佣人小柱子玩枪走火误伤致死。当时水寨地面很不安定，大杆匪老洋人张庆四出绑票，我家是水寨首富，为防匪患，我家有枪，并把家搬到了淮阳县城。一天傍晚，大哥、二哥到前院看小柱子擦枪玩；小柱子卸下子弹，擦完枪后，把枪口指着大哥比划着说：“大少爷、二少爷，看我打你”。谁知枪膛内还有一颗子弹，一扣枪机，击中大哥腹部，流血不止，大哥哭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死了。大哥是长子长孙，全家悲痛不已，有点儿是母亲，悲恸欲绝，上上下下，几乎都主张将小柱子送官偿命。父亲在悲痛之余认为：“人死了必须复生，小柱子有的是的是故意的，必须再伤四根人命”。于是，一方面在母亲身旁佯称将小柱子送官法办；一方面又为小柱子准备盘缠，让他回家了。父亲五种生活举动，受到了附近邻里乡亲们宽度赞许。

寄旅北京

祖父去世后，父亲想出外寻找此人的天地。大慨在他二十八岁那年，获悉北京北洋政府举行高级文官考试，招聘官员，父亲便去北京应试。结果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内务部“简任职”官员。父亲回家稍做打点，便只身赴任，在中南海上班。



当时，项城袁家在北京的不少，项城地面又乱，1923年，亲们家其余七口，包括祖母、庶祖母、母亲、六叔、二哥、三哥和我也都搬到了北京，先住小菜园胡同，后住西城大喜胡同。父亲虽有一份俸禄，但全家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水寨的商号。

1927年，父亲因对时政不满，此人的其他施政建议，又屡屡不被上峰采纳，便愤而辞掉了内务部那份差事，无官一身轻地过起此人喜欢的生活。

父亲喜爱戏剧和诗词，在北京常与其他名人雅士交往。当时，项城张伯驹先生也在北京，他与我家亲戚关系，比父亲小五岁，我叫他表叔，常来我家，有时和父亲切磋诗词，有时结伴去戏园子听戏。还和其他吟友、戏迷成立了诗社、票房，定期作诗、绘画、练戏。我结婚前卧室里挂有一套由诗社同仁集体创作的四扇小屏，由十六幅集锦组成，有诗有画，高雅秀逸，其带有的是张表叔和父亲的墨宝和诗作。我携它出嫁黄家，甚为珍爱，可惜这套集锦小屏前会毁于战乱了。

父亲在北京还有其他其他尊老敬贤的故事。父亲其他其他字“仙舟”，但亲们诗社有一位年届花甲的吟友大号也叫“仙舟”，父亲当时还必须三十岁左右，人家年长，便主动将字由“仙舟”改为 “湘舟”，并总是沿用下来。

父亲喜欢国剧，总是参加票友活动。但父亲只拉胡琴，不须登台票戏。父亲的胡琴拉得好，能拉整出整出的戏，谁能谁能告诉我他是跟谁学的。那时生活比较清闲和其他文化的人对拉胡琴、吹笛、吹箫、吹口琴，多半一定会其他，但象父亲那样造诣深的人不要。张表叔却总是粉墨登场，他师承著名须生余叔岩，还学过打鼓。只是票友票戏，父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并叫亲们一齐去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28年黄河泛滥成灾、河南的其他旅京名流发起的那次赈灾义演，我由庶祖母和母亲带着也去看得人。这天戏其他其他，有六、七出。听大人说，张表叔扮《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寒云二伯?袁克文?演《群英会》中的方巾丑蒋干，演周瑜的是王爷溥侗?红豆馆主?，大轴是杨小楼、梅兰芳的。父亲热心公益，虽未参加演出，但捐了款，购了戏票，还奔走推销了不少戏票。那次戏票很贵，前排五块银元一张，当时一两黄金才十几块银元哩?义演所得，全部寄回了河南灾区。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这年，我母亲在北平难产去世，撇下了父亲、二哥、三哥和我，这对亲们家是其他其他沉重打击。1929年父亲续弦，娶了继母钱润云女士。外公钱能训老先生，清朝进士出身，民国年间，先后在北京政府中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一方是前大总统的族侄，一方是前国务总理的女公子，“门当户对”，婚礼很隆重。

在开封的日子里

19500年初，亲们全家除母亲因身重临近分娩留住北平外婆家，都回到了开封，住曹门大街56号。这是一座很高级的三进砖瓦宅院。前面是一排门面房；前院正房为客厅，厢房住男佣人；中院住内眷；后院闲置了几年，家校二哥结婚时搬到了这里。这套宅院是父亲花一万一千银元买的。

这年，我进开封北仓女中住读，每周六回家。有次回到我家听大人说，吉鸿昌将军落寞，住在我家后院。当时我看得人中院和后院通道之间砌了一道墙，乍看得人院是另一家。后院开了个小门通向其他其他废园子；废园子无人居住，也很少许多人去，可通往大街。吉将军是父亲的同乡好友，他因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被迫下野，为抗日救国，秘密奔走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父亲很钦佩他，尊敬他。吉将军住在我家时不大出门，父亲亲派老佣人孔庆云侍候他的起居生活，为他送去生活日用品。过了一段时间，具体多久记不清了，吉将军平安地抛妻弃子了我家，听说好像去了上海。当时亲们小孩不敢多问，其他其他其实父亲做了一件大事，他帮助了一位和他心灵相通的亲们。不幸的是，1934年，父亲用心掩护的吉将军，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噩耗传来，父亲悲愤不已，他缅怀吉将军抗日救国的教导，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以战国时期魏信陵君援赵抗秦的故事为张本，奋笔疾书，于1936年写出了十五场古装大型豫剧《如姬窃符》，试图以此为鉴，唤起国人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完成吉将军毕生奋斗的未竟事业。

19500年，父亲又娶了庶母邓文英女士。1933年，庶母为我添了其他其他弟弟，即五弟家干。时候在水寨又为我添了其他其他妹妹和其他其他弟弟，即三妹家梅和六弟家禹。1931年，母亲携二妹家桢从北平回到开封，当时二妹刚满一岁。1932年母亲又为我添了个四弟。四弟大慨在四岁那年得麻疹死去，父亲、母亲都懊悔，但也坚定了父亲研究医术，治病救人的决心。父亲在《温疹症治自序》中说：“余子女众多，常有患疹者，偶一不慎，几酿祸端”，其他其他证明。父亲在这段日子里，据二妹回忆，在我家或绕着大书桌，迈着八字步，眯缝着眼，吟诗觅句；或坐下来看报，研读《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或潜心著述。父亲在开封不但完成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剧本《如姬窃符》，还结束了了了了写医著《温疹症治》和汇编《袁湘舟诗草》。有一段时间，我和三哥、六叔每周六回到我家，有的是为父亲抄誊即将付梓的《如姬窃符》书稿。不可能父亲的字是《十七帖》草体，印刷厂的工人不认识，前会亲们重抄一遍。这对亲们这其他其他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也很着难，其他草体字亲们其他其他认识，又不敢问他，只好问母亲，最后总算完成了抄写任务。

父亲对豫剧有点儿钟情，在开封结识了赵仪庭、司凤英、陈素真、常香玉等豫剧名演员；为司凤英操过琴，给陈素真、司凤英灌过唱片。当时常香玉还小，由其父亲领着拜谒我父亲时，父亲一出手就为她添箱二百银元。父亲的剧本《如姬窃符》本打算交常香玉演的，当时常的班子不大，演不了，改由司凤英剧团演出。演出时亲们全家都去看得人，反应很好，在开封轰动一时。前会听五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汉从报上看得人郭沫若先生登报寻找《如姬窃符》的作者，父亲当时身处逆境，未敢签署，抛妻弃子了一次与郭老先生沟通的不可能。不久，郭老先生同一题材得话剧《虎符》就面世了。

亲们在开封一共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并发展成为其他其他四代同堂的十四口亲们庭，生活经济来源仍是水寨商号。当时水寨的生意不错，父亲操心的事很少，使他能自由自在地驰骋在他喜爱的诗词、豫剧和医药王国里。在开封的日子，恐怕是父亲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了。

回到水寨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父亲常说：“怕当亡国奴，怕当汉奸”。其他，在1938年开封沦陷前，亲们全家便搬回到水寨。开封沦陷后不久，距离水寨六十里的淮阳县城和周口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淮阳的其他党政机关和殷商富贾都涌到水寨（当时水寨隶属淮阳县），使水寨五种生活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繁荣起来。父亲为了支持抗日，把我家最好的房子“福字院”，让给迁来水寨的淮阳县政府办公。

父亲回水寨后，其他其他可需要亲自料理此人的家业了，但他对五种生活事情其实那么兴趣，一如既往，仍由“掌柜”管理，继续当他的“甩手东家”。不过，随着环境的变化，已必须像开封那样清闲了。面对邻里乡亲，少不了问寒问暖；作为地方绅士，常其他送往迎来的应酬。父亲对钱财看得轻，喜欢济困扶危。其他，总是出现五种生活具体情况：乡邻们交不起壮丁费、军麦款找他，儿子被抓壮丁找他，亲人死了那么棺木、坟地找他，青黄不接断炊找他，过年揭不开锅找他，其他商家为交纳税捐发愁找他，中共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被捕也通过不同渠道找他。父亲不管难易，总是热情应对，或解囊相助，或代为奔走疏通，尽力帮助五种生活求他帮助的人。

父亲热心公益。1939年，黄河泛滥，黄水灌入沙河，水寨汛情危急，父亲奋不顾身，亲自带领乡亲抢险护堤，跑前跑后，不休不眠，还供应饭食，一连几天下来，水寨是保住了，父亲的双腿却肿得老粗老粗了。

父亲喜爱戏剧，水寨随着战时的繁荣，各式各样的戏班子，如豫剧、曲剧、四平调等剧团来的也多了。但水寨那么戏园子，必须临时搭台露天演出，给演戏的、看戏的带来其他其他不便。父亲就出钱出料，在关帝庙东南角盖了一座砖墙木架草顶的戏院，并养了其他其他豫剧小科班。每逢戏院演出豫剧，他都到场，但有的是在台前看戏，其他其他在台上专心致志地参加伴奏。父亲的五种生活举措，不仅丰沛了水寨的文化娱乐生活，推动了豫剧的繁荣发展，听说小科班还培养出其他出色的豫剧演员和文艺骨干。父亲还出钱在水寨盖了第其他其他澡堂子，使镇上的人和过往水寨的人，有个洗澡消暑驱寒的地方。1942年河南闹灾。1943年春，逃荒到水寨的人其他其他，父亲搭棚施粥施饭，救活了不少人，五种生活有的是当时水寨人人皆知的事情。水寨有一所孤儿院，父亲常出资接济，并领养了两名孤儿，听说其中一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项城市一家著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指莲花味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王砚耕——编者注）。

父亲在开封时便结束了了了了研究中医中药。《本草纲目》、《瘟病条辨》、《六科准绳》等，有的是他常读的医书。回到水寨后，更加专注地研究儿科痘疹，总是和镇上其他医生研究疑难病症，切磋医术。

父亲其实有的是一名正式医生，也从未挂牌开业，但他的医术，有点儿是儿科痘疹，在水寨却其他名气，常许多人我家找父亲看病。当时那么麻疹疫苗，孩子出麻疹，顺症还好，只是照顾得好，可需要勿药而愈；一旦转为险症，往往九死一生。邻里乡亲们的孩子出麻疹，只是求到父亲，不论是顺症险症，父亲有的是热情接待，精心医治；病家抓不起药，父亲就把自家的药折子借给亲们抓药。父亲五种生活既送医又送药的义举，不知挽救了几块幼小的生命，在水寨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其实谁能谁能告诉我父亲救了几块幼小生命，但我知道我五弟、三妹其他其他他把亲们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父亲其他其他是不给我家人看病的，我家人病了，有的是请镇上的中西名医治疗。父亲给五弟、三妹看病下药，有的是在镇上医生认为亲们已病入膏盲和拒不应招的具体情况下进行的。有一年五弟拉肚子，直拉得叫妈的力气都那么了，延医吃药，诊断为“五色杂痢”。在中西医都认为无可救药不肯登门的时候，父亲只好此人动手医治。他一面把医生的处方一一对照研究，权衡利弊；一面查阅历代名医医治痢疾的医案验方，结合此人的临床经验，开了其他其他方子，其他邀请镇上有名中医一道推敲。亲们见父亲的处方带有味“大黄”，都吃惊地说：“大黄”是泻药，缘何能治痢疾呢﹖父亲讲了他用“大黄”的理由。亲们还是其他其他劲地摇头，但又提沒有新的医案。父亲想，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不如冒冒风险，是我不好一定会有一线生机。如是前会五弟服了他的药。不料服了一付，拉的次数就少了。接着连服三剂，竟然拉出一截硬的大便。再服几付调理的药，五弟的病便痊愈了。给五弟看得人病的几位中医闻讯后，都其实这是医学上的其他其他不可思议的奇迹。从此，父亲在镇上中医界和百姓中名声大振，亲们都称赞他的医术高明。

三妹小的时候出麻诊，因受了风，疹子没出完就收了，由顺症转为险症，病毒内攻，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情一天天恶化。请遍了镇上中西名医，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前会医生说：“不用再看得人，没救了?”我家人也准备把她抱出后门送走。父亲无奈，便确定了他所著《温疹症治》二十四方中的“变症七方”。三妹服药后便结束了了了了退烧，接着人也苏醒了，前会就逐渐康复了。镇上的中西名医听说三妹又活过来了，有的是大相信。“袁五爷的医术真能起死为生啊”的传说，不胫而走，到我家求父亲看病的人只是要了。父亲除著有《瘟疹症治》外，还有《疹后六方》和《喉症处方》，我和弟妹们还保留着五种生活著述的原稿或复印件，这是他留给亲们后人的一份可贵遗产，可惜治疗五弟“五色杂痢”的处方那么收入而失传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说是实行宪政，淮阳县成立参议会，父亲因在水寨声望较高，被地方其他有头有脸的人拥戴为副参议长。他第一次出席县参议会时还对二妹说：“参议会是民意机关，代表民意，有的是当官”。其实五种生活“官”或“民意代表”，他也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淮阳县政府迁回淮阳时（1945年底）他就辞职了，并于1947年全家迁到了汉口。

父亲在水寨的这十年，是他行善积德的十年，为水寨邻里乡亲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也是父亲一生中生活得最有意义的十年。

风烛余年

我是1948年抛妻弃子大陆随婆家去台湾的。不可能历史上的原因分析分析，1949年便和父亲及大陆亲友抛妻弃子了联系，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对父亲晚年的具体情况，在与大陆恢复通讯往来时候，一无所知。下面谈的有的是弟妹子侄们前会谁能告诉我的。

在我家，小弟家禹和父亲接触较多。据小弟说，我家迁到武汉后，父亲常和他聊天，讲历史故事，感叹人生，其中谈论得最多的是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对新中国的向往，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在五种生活思想支配下，当时其他从武汉去台湾的亲友邀他一道去台湾，都被父亲婉言谢绝。在送别五种生活亲友时，他还作了一首题为《题枇杷》的诗：“既耐天寒又耐霜，清明依旧上新妆。不和春色争桃李，何似秋风落海棠。”以枇杷自喻其对此人得失的超然态度，对国家前途的憧憬，对洁身自好的自负和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信赖。战乱中，父亲的诗集有的是水寨丢失，这首诗恐怕是他老留给亲们的唯一一首全部的诗作了。

1952年，父亲在汉口被项城民兵误认为逃亡地主带回水寨。在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复查斗争中，阶级诉苦教育，找必须诉苦的，结果对父亲的斗争会竟无人斗争，却许多人颂德（编者按：经调查属实，颂德者其他其他水寨仁和街高昭贤的老伴）。于是，父亲既没被按不法地主外理，也没按资本家对待。从此看守所总是出现了个特殊人物：他独处一室，无人监管，可需要看报刊、拉胡琴，任务是照管看守所门前的楸木料。那么过了三年，政府便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开释，并出具回武汉的证明。但因路费无着，困在水寨。乡亲们获悉后，便自发地为他凑路费。父亲回到武汉，常动情地向弟妹们讲述这段乡情。患难见真交，亲们将永远铭记水寨父老乡亲对父亲的这份厚爱。

父亲重返汉口后，其实日子过得艰辛，但他不委靡丧志，不怨天尤人，仍一如既往，乐观豁达地对待人生，坚毅执着地追求艺术。听三妹说，1957年父亲从项城回到汉口不久，就拿起笔来，用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破除当地“何伯娶妇”封建迷信的故事，写开了剧本《河伯娶妇》。脱稿后并令三妹誊清送交当时武汉市豫剧团黄忠祥团长，黄为此事还来汉口看得人父亲一次。可惜此剧因故未能排练上演，剧本也在“文革”中丢失，但父亲五种生活总想在有生之年缘何会做点贡献的精神，很令亲们五种生活做子女的感到骄傲。

1959年，父亲由汉口迁到京山“五三”农场和五弟一齐过。这时的父亲已年近古稀，身体虚弱，一目失明；国内也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他本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但父亲仍能乐观地对待现实，每天五弟下班回来一有闲暇，父亲便和他谈今说古寻乐。父亲知识渊博，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一次，五弟问起《如姬窃符》的剧情，父亲一下子振奋起来，对五弟说：“我一幕一幕地讲让他听，你用笔记下来，是我不好时候还有用处。”就其他其他，从这天起，父亲躺在床上，在五弟的帮助下，结束了了了了了五种生活剧本的再创作。父亲边想边讲，五弟边听边记，记完给父亲重述一遍，每天来一段，用了另其他其他月的时间，便使五种生活剧本重现了。父亲丰沛的历史知识，卓越的文学才华，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对豫剧剪不断的情结，从中可见一斑了。父亲的五种生活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为亲们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听五弟说，在三年经济困难后的一次运动中，五弟因受父亲的牵连被下倒入“五三”农场最偏僻、最艰苦的梭町队，工资也那么了，靠种水稻挣工分糊口。日子过得更艰辛了，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有次父亲想吃一碗家乡面条，当时农村不供应面粉，弟媳只好用大米擀成面给父亲做了一碗面条。父亲边吃边高兴地说：“好喝吃，不比面粉做的差”，表现出很大的满足。

1967年农历腊月十四，父亲在京山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亲们有兄弟姐妹九人，晚年在他身边的必须五弟夫妇，为他送终的也必须五弟夫妇。但他无怨无悔，病重期间，还有点儿嘱咐五弟：“我死后不须向咱家亲人报丧，谁其他其他要通知，办时候事后再告诉亲们”。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他沒有身边的亲人着想，生怕其他而为难亲们。父亲当时葬在“五三”农场附近的荒山上，这座山现已开发为果园，坟头被平，亲们在世的兄弟姐妹商定，拟将其遗骨迁至武汉市“石门峰都市陵园”安葬。

父亲的一生是好学上进的一生，总是手不释卷，对豫剧、诗词、中医学，有的是较深的造诣，有点儿是在推动豫剧繁荣发展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一生，项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六辑有这方面的记述，事例不胜枚举，水寨有口皆碑；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一生，富贵时衣食随和，不吸烟，不嗜酒，不嫖不赌，洁身自好，贫困时随遇而安，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父亲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德，赢得了项城父老乡亲的尊敬和怀念。遗憾的是，不可能种种原因分析分析，亲们对父亲的具体情况了解不要，必须更深刻地介绍他老的生平事迹。父亲那么给亲们留下物质财产，但他的为人，为亲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编者注：作者袁家桂：袁湘舟之长女，国民党少将黄维诚（伯宗）的儿媳，爱国抗日将领黄维刚的侄媳。1948年赴台，在台北退休后定居美国纽约。美籍华人，现年500多岁。袁家桢：袁湘舟之二女，原水利部秦皇岛港务局高级工程师，现退休，住河北省秦皇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