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指导京剧《红岩》：送剧组去渣滓洞坐牢

提到“样板戏”，经历过“文革”，饱受过“八亿人看两个戏”之苦的亲戚亲戚亲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两个“样板戏”。因此，很少另一各人知道，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曾经还有两个“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夭折了，因此，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京剧。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在改编热潮中，江青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京剧艺术。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京剧艺术。把这两人抽调来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深度重视。

汪曾祺随后发表过一篇《江青与我的“解放”》，其中谈到了京剧《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亲戚亲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可能性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亲戚亲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就说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其他惶恐。江青说了些那先，我也全无印象，只可能性我虽然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不可否按照戏来改。’”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179页）中也写到此事：“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上边，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亲戚亲戚亲们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亲戚亲戚亲们谈，亲戚亲戚亲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在汪朗的回忆《老头儿汪曾祺：亲戚亲戚亲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00年1月，109页）中，对此事是曾经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都有这个次不清楚。”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1964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杨益言回忆：“1965年1月中旬的两个半夜三更三更，亲戚亲戚亲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想要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嗽着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那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杨益言：《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147页）

据杨益言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发言，在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你爱不爱我：“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无需接受……”江青“啪”的一巴掌猛拍在茶几上，厉声喝道：“想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

随后，江青笑着要小说作者讲话。于是，杨益言和罗广斌分别就“注意揭露美帝”和“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丰满”各讲了几句话。江青听了连声说“好”。最后，江青提前大选，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非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体验生活”

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和罗广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完后，江青又指示亲戚亲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两个岛上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

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个工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排演，“在前一阶段的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亲戚亲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续帮助进行这个工作”。

据杨益言回忆，北京京剧团一班人到重庆后，“罗广斌因血压高，那先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汪曾祺回忆：“亲戚亲戚亲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个‘体验生活’我我虽然如同儿戏，非要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还有其他趣话：亲戚亲戚亲们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当事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奇怪为什么么楼上还另一各人坐牢。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亲戚亲戚亲们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一个劲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太快跑回招待所。《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和薛恩厚被“拖出去枪毙”，亲戚亲们喊革命口号，上边的人也在喊并痛哭流涕。而被“枪毙”的人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600年9月）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重庆到上海，又排了一阵《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说这时刚开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亲戚亲们继续修改《红岩》。

《红岩》变《山城旭日》

1966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亲戚亲们提出：“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那边的回答是：“太久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亲戚亲们。江青对薛恩厚等人说：“上次亲戚亲戚亲们到四川去，我曾经也想去。可能性飞机经过两个山，我非要适应……”接下来，她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搞笑的话：“亲戚亲戚亲们去，有其他状况，亲戚亲们无需告诉亲戚亲戚亲们。我万万非要想到那个完后，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江青这个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分析分析，一是其他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当事人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其他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但这都有能说成是“王明路线”或那先“错误路线”。

江青显然可能性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状况，发现背景简化，不好处置。她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类似于帽子。她自然非要让当事人的“样板”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她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两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两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两个提纲。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对提纲挺满意，叫亲戚亲们回北京去写。

完后，江青又把亲戚亲们叫到上海去了一次。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右派”汪曾祺被揪出来了。《山城旭日》的主演赵燕侠也可能性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阎肃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因此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就说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类似于一样），最少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随后总我虽然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曾经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江青似乎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因此随后剧名又改回来了。

一个劲夭折

1967年4月的一天，汪曾祺一个劲被提前大选“解放”，并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同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彩排。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那先，汪曾祺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亲戚亲戚亲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太久用！”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因此总比帝王将相戏好！”演出后开了小范围的座谈会。汪曾祺记得，江青坐下后，第搞笑的话是：“亲戚亲戚亲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亲戚亲戚亲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江青所说的“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是指从4月初刚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处置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

据汪曾祺回忆，座谈会上，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其他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人所谈的都有关于“文革”的事。

接着，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后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可能性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领舞台”了。

然而，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可能性“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庆《鲁迅战报》第5期上，登出了曾经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可能性：一、原著《红岩》非要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非要；二、非要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分析分析，似乎都有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非要，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非要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山城旭日》写的就说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那先原因分析分析使得可能性“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非要说那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江青为那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个劲没弄懂真正的原因分析分析。

“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性是这个戏夭折的两个原因分析分析，不过无需是主要原因分析分析——可能性”样板戏“富含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曾经原因分析分析，则可能性是可能性《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说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

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无需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

从当时环境看，要曾经上纲批判是很容易的。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分析分析：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性斗争，而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一罗广斌真有那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处置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摘自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