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张君秋先生85岁诞辰,天津市举行纪念大会并出版《张君秋画册》,还举办了7天10场的演出。由此引出了”张君秋与天津”的题目。
记得刘雪涛先生(张先生的当家小生,姜妙香老前辈之弟子)对我说过:“我们剧团那时经常分成三包(演出队),北京留其二,另外一哨人马去往天津。每包都常驻一个戏园子,除了书记与会计,就不再有脱产干部。无论事儿多事儿少,你总得上台,包里不养闲人。四大头牌(马、谭、张、裘),则轮流在三包之间穿梭。每这样演出一个时期,各包人马整体轮换,就给各园子的观众以全新印象。到了年节,还是三包分驻京津三处,四大头牌相对集中唱合作戏,票卖得贵,观众反倒踊跃欢迎;空余下的场次,则把中年主演推上第一线,单挑大梁唱大轴。”赵丽秋(非常有本事的一位二旦)也骄傲地讲,“我们这样做,能让城市各个园子各个层次的观众都满意。每年不要国家一分钱,还能上缴不少。”
那时我是北京的中学生,刚刚进入北京的园子或剧场。在北京,他们的大本营则是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另一处就流动了,或是长安、吉祥,也可以是圆恩寺影剧院这样的“冷园子”。至于天津,我则一再地景仰,知道北京演员必须经过在天津唱红这一关。
时间一晃,我就进入了中年,同时也进入了中国京剧院,随后我由编剧“转业”到文化研究,并不断随同名演员到天津巡演,也思索起天津在京派与海派的对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是从传闻中知晓,天津观众非常懂戏。马连良年轻时唱《八大锤》,王佐断臂后,再出场需要捆胳膊;但有一次出了错,竟把没砍过的好胳膊给捆了。这样,天津的观众不答应了,纷纷起哄,马也非常尴尬与后悔。谭富英《坐宫》中的“叫小番”素来是能奔“好儿”的,但有一次在天津唱,嘎调没上去,结果招致出“倒好儿”。这让谭落下心病。最后是一帮天津谭迷帮忙,相约在台下等着———就在“番”字将出未出之际,大家则高声喝彩,让其他等着喊“倒好儿”的观众因没听清而“错失良机”。张君秋与裘盛戎属于马、谭的晚辈,但因长期在一起唱“对儿戏”,慢慢就让北京京剧团变成技艺高超并相互交融的一个团队。在我的印象中,张、裘在天津演出一直“没栽过”,但越是这样,这“没栽过”的本身,或许反倒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1][2]下一页
版权声明:xxxxxxxxx;
工作时间:8:00-18:00
客服电话
电子邮件
admin@qq.com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