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认识·结论 -杂谈随笔-曲海泛舟-戏曲艺术

五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许多作家的作品就像我们祖国一样，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紧紧地吸引着我和同时代的伙伴们。当我们沉醉于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笔下所展现的生活图景并为其中的人物命运而喜、怒、哀、乐之后，一种对这些作家的崇敬、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他们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征服人心的作品?

孩提时代的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奥妙。走上文艺工作岗位后，随着年岁的递增、思想的成熟，又接触了鲁迅、高尔基、曹雪芹、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以及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峰等。中学时代的那个奥妙，就像一个不速之客常常闯入我心灵的大门，于是，不知又重读了多少遍他们的作品。渐渐的，过去那个奥妙被这样的认识所代替：这些对人类有建树的作家，都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对生活的洞察力，他们熟悉笔下的各种人物，所以，发挥出文学才华，创造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争辉的作品。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戏剧艺术。因此，北京人艺就把“深厚的生活基础”概括到“人艺风格”中来，即：“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体验，鲜明的舞台形象”。

近年来，我从所见所闻之中发现了这样的说法：似乎不需要“深入生活”也可以创造成文艺作品。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深入生活”的口号“弊多利少”，“并不触及任何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对此，我不敢苟同，更使我惊讶的是：否定“深入生活”的同志所引证的事实，竟是我多年所敬仰的那些现实主义大师。甚至有人还为鲁迅先生成功的创作总结出“一条值得记取”的经验——“广阔的生活面”即：鲁迅“熟悉了政客、官僚、投机家、小地主、小知识分子各色人物的生活，他才有可能对农民的生活描写得那样出色”。广阔的生活面当然重要，它可以开阔视野，认识人物在各阶层的地位，从而把握其性格的丰满和深刻。

但是，绝不能因此就片面的把鲁迅先生描绘成由于熟悉了前几种人，就等于熟悉了农民，就可以凭“印象”创造出“闺土、祥林嫂、阿Q、七斤这些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形象”。因为这些形象所以栩栩如生，和鲁迅先生对农民的直接了解无法分开。正如先生自己回忆的那样：“我母亲的母家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曹禺为了写好《日出》第三场——“妓院”，曾经深入到妓院去观察生活；老舍能够写出《茶馆》这样的珍品，正如他自己说的：“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他对北京尽管那样熟悉，解放后为了写好《龙须沟》，毫不放松深入生活；高尔基几乎遍游俄国、接触大量下层人民，才写出了《童年》《底层》《小市民》等不朽著作；巴尔扎克如果不熟悉贵族生活，就写不出被恩格斯称道为“看出了”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人间喜剧”等。

今天，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从《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创业史》到《林海雪原》《红岩》，再到《第十个弹孔》《乔厂长上任))《三千万》《陈奂生上城》《祸起萧墙》……作者若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也无法显露其艺术才华。

古往今来，无数被历史铭记的文艺家的切身经验留给我们一个结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