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花谱”到《伶史》
1917年出版的《伶史(外四种)》(以下简称《伶史》)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作者穆儒丐用正史的体例为从事“贱业”的伶人作书立传,这是一个创举。虽然以卑微的菊坛,未必能达到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但也可“成一家之言”,起码如作者所说,“以存一代之真相”。
穆儒丐 《伶史(外四种)》
北京出版社 2017年9月
记述伶人历史,《伶史》并非首创。在此之前,不乏专门记述梨园故事的野史笔记,这类作品又以供文人品鉴男伶美色的“梨园花谱”流传最广。“花谱”最早是品评花卉的谱录,后来用于品评妓女和男伶,创作花谱的文人带着狎昵、赏玩的姿态品评伶人美色,实际上是对伶人的物化。
穆儒丐《伶史》的开创性,在于用中国正史的开篇之作《史记》的体例来为伶人作传:全书分十二本纪、二十世家,包括程长庚、孙菊仙、谭鑫培、陈德霖、龚云甫、梅巧玲、余三胜等。史在四部中仅次于经的地位,正史又居史部之首,而《史记》恰恰又是正史的开篇之作。文人作书、写文章讲究“体”“格”,不同文体适用的场合、描写的事物、针对的人群有着严格的区分,打破文体的界限,用正史的纪传体写伶人,背后隐含着作者的深意。
在凡例中,穆儒丐写道:“本书以纪传体叙述近代名伶之事迹言行,尤择其有关政治风俗者而特著之”“特就其声望、资格、品行、身世诸点,略示区别,以清眉目”,作者以“政治风俗”作为标杆,这与当时着重摹写伶人色相、气质的梨园花谱在立意上有云泥之别。简单回顾一下花谱的代表作《燕兰小谱》,《燕兰小谱》在凡例中点明排次的标准:“陈、王、二刘,时称四美,以冠花部”“吴、时二伶兼习梆子等腔,列于部首,从时好也”,花谱多以美色作为编次的依据,《伶史》则根据伶人的声望、资格、品行和身世来加以区分,并着重强调伶人之德。
《燕兰小谱》
从事“贱业”的伶人有什么德行?作者用正史排次的标准来比附伶史,是作者从士人的视角出发,开始平视甚至仰视伶人。《史记》以《五帝本纪》作为本纪的开篇,是因为五帝统一部族、建立国家,有开天辟地的功绩,《伶史》仿其体例,将《程长庚本纪》放在本纪第一篇,因为于京剧而言,程长庚有开创之功,“程治梨园,无殊治国”。《史记》中吴太伯居于世家之首,因为吴太伯“三以天下让”,有让位之德;伯夷叔齐居列传之首列,是因为独行其志。《伶史》将《梅巧玲世家》放在世家类第一篇,是因为梅巧玲有忠义之心, “其业虽贱,其行则高……种此善因,当结善果。此天所以以兰芳报巧玲也。”
梅兰芳《天女散花》剧照
行文中,《伶史》也有意采用史家笔法。如《谭鑫培本纪》,程长庚对谭鑫培说:“我死后,子必独步。……子其勉之,三十年后,吾言验矣。”这一段记载极富戏剧性,言辞明白如话。史官常常在人物的命运展开之前,就利用相术、梦兆的预叙笔法来推动情节发展,《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相士唐举说蔡泽还有四十三年的寿命,果然,蔡泽入秦封相,享福四十三载。
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
为了避免平行的人物各传在叙及同一事件时交叉重复,《伶史》借鉴了司马迁的“互见法”,如谭鑫培事在《程长庚本纪》《金秀山本纪》都有涉及,侯俊山事除在本传中记述外,也载于《田际云列传》中。引入“互见法”,使人物故事散见于他传之中,互见详略,剪裁得宜,保证文章的气势、风采和流畅性,也保证了全书的精当和互动性。
《伶史》在每传结尾,都以“赞曰”来表达作者对人物的看法,评述其艺术品位、为人处世和人生际遇,简要表明文章立意和立场,与《史记》以“太史公曰”为人物盖棺定论如出一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剧是供人消遣的小道末技,伶人更是死后连祖坟都不能入的“下九流”。彼时,传述梨园轶事、品评伶人色艺蔚然成风,梨园花谱作为供士人“按图索骥”“执镜招鸾”的“工具书”十分流行。乾隆年间的《燕兰小谱》是现存最早的梨园花谱,以“花”喻指男伶,如写陈银官“明艳韶美”,王湘云“丰韵嫣然,常有出于浓艳凝香之外”,因此用“银儿如芍药,桂儿似海棠”来赞美。道光年间的《评花韵语》《续评花韵语》二谱则用五十多种花来比拟男伶,表面咏花,实则写伶。从晚明开始,“工鉴别、善品题”就是士人的风尚,并由花过渡到人的身上,作者多出于赏玩和狎昵的心态写就。到了清末,伶人的地位有所提升,清政府设立升平署和内廷供奉,孙菊仙、谭鑫培等伶人一时风光无限,为了能让谭鑫培演一出戏,军机大臣可以当众下跪。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有一些文人开始聚集在名伶周围,包装、吹捧名角儿,并且为他们创作新戏,甚至充当幕僚的角色。更有甚者,士人下海唱戏也屡有发生,家世显赫的德珺如就是其中的代表。士人阶级参与到京剧舞台中,提升了京剧的艺术品位,也使士林的趣味由品评美伶向欣赏艺术开始倾斜,这样的土壤最终催生出了《伶史》。
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像
京剧从程长庚的“三鼎甲”时代,到谭鑫培时代以湖广音、中州韵规范京剧声腔,再到1910年代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开始逐步登上舞台,京剧进入全盛时期,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回首京剧百年的繁荣,穆儒丐站在1917年的时代结点,对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的艺术生命作出了准确的预测。今天,我们以后置视角审视菊坛历史,《伶史》的很多观点和创见也依然闪耀着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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