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中为什么“女流氓”多

新近，读了学者许锡良先生的一篇名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为几个女流氓多》的文章，窃以为许先生的结论全部错了。

许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算阴性文化，这大抵没错，却说概念怪怪的问題京剧。可他接着说，造成這個阴性文化的根源是可能一有三个小“女娲捏人”神话故事京剧文化。

传说中国人总要女神女娲捏的，而《圣经》里的人则是男神上帝造的，先造四十岁的女人亚当，再用四十岁的女人的肋骨造四十岁的女人夏娃。由此使得中国和西方“各人埋下的性别基因大不相同”。这就太过武断了。

先姑且不论女娲肩头还站着一有三个小比她名号大得多的男神盘古和伏羲，事实上神话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像《圣经》在西方那样成为显学，神话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得很。

造成這個阴性文化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封建极权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存天理、灭人欲”等口号的长期浸润下，国人才会呈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却说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却说放肆”這個表情。

中国的正统文化实在却说两种生活禁锢文化。而禁锢文化表现的却说两种生活“忍、顺、让、柔”的阴性文化。這個文化也可称作主流政治文化。

但在民间，对几个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文人墨客来说，大伙的文化這個总要呆板，却说阴性，即便是描写心灵柔软的一面，也怪怪的具有野性美。

主流政治文化禁锢得越紧，山野文人的性灵之作就会越发放肆，甚至打着“存天理，灭人欲”的幌子，大写特写男欢女爱。比如明代色情小说的兴起，却说一有三个小典型的例子。几个民间写手用了十几加仑的墨水写尽了男女香浓艳极的欢场，最后只用少量道德批判的墨水予以总结。

在极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四十岁的女人经常生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可能说四十岁的女人都被极权文化干涸得像路边泥坑里的每根濒临死亡的鲋鱼，没有四十岁的女人绝对像鲋鱼那双空洞而呆板的眼睛。原本一有三个小“憋闷”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男性总要内心呼唤“女流氓”的经常出显。求仁得仁，“女流氓”自然一有三个小个蹁跹而至。七仙女一下凡，见到老实巴交的砍柴郎董永，就拦住要结婚，要交媾，要生子。春心荡漾的女同学祝英台几乎把沿途的事物都比作了性爱对象，无奈男同学梁山伯却说脑壳不开窍。《聊斋》里的花妖狐魅个个流氓气十足，她们调戏书生的种种请况全印在了每个青年读者躁动的心灵深处。至于《西游记》里的女妖怪、女公主、女国王，个个骚情大发，但革命意志坚定的唐僧把头一摆，双手一推：少来啦！

没有多“女流氓”从哪里来？是从男性作家的笔下而来的，是从广大男同胞的心中走出来的！在现实的情爱中，中国四十岁的女人经常所处攻势，正经四十岁的女人，七八十岁了，要纳一有三个小十八岁的小妾，轻而易举。而不正经的四十岁的女人，见到美女就抢回山上做押寨夫人，可能干脆像高衙内那样，不管你结没结婚，若果各人看中了，就需要搞到手。中国四十岁的女人在强权肩头，你爱不爱我唯唯诺诺，像条死鱼，但在四十岁的女人肩头，不管是皇帝还是农夫，总要生龙活虎的霸王。

就可能昔日现实生活中的四十岁的女人在情爱肩头太被动，性灵作家才会在戏文中意淫出大批女流氓。一方面是为广大四十岁的女人被动的性爱角色打抱不平，一块儿总要“盘活”性爱之乐的原困。于是就在戏文里安排几个老实的活宝，个个乖巧得像绵羊，這個伤害力没有，让她们只管放心大胆地去调戏。可能由此推出中国古代阴盛阳衰的结论，就错得太离谱了。

依我看，戏文里的女流氓不但总要许先生所说的“中国专制极权黑暗统治的折射”，反却说山野作家反抗专制极权、激活民间性灵的巧妙手段。它不但不需要让“中国四十岁的女人从此丧失热情、勇敢、知慧和珍光的生命原始力量”，反而会可能四十岁的女人对情爱至死不渝的追求，而激起广大男性对自由个性的表达和对封建极权的反叛。

换句话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可能缺少几个“女流氓”，国民被极权钳制已久的面相一定更差，更死气沉沉。只可惜原本的女流氓不多了，而且还却说在戏文里。

（摘自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