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曲学的继承与昆曲盛衰的时论

清末民初，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已趋衰落，但在京、津、苏、沪、浙江、湖南等地还有昆班演出，也不为昆曲尽力的曲友仍肩负着研究探讨的使命。如吴梅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上海《小说林》杂志上发表了《奢摩他室曲话》，姚华于1913年在天津《庸言》半月刊上发表了《菉猗室曲话》京剧艺术。亲戚亲戚大伙儿继承明清的曲学传统，沿袭《雨村曲话》和《藤花亭曲话》的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对昆曲剧作进行评述京剧文化。1914年，吴梅又撰著了《顾曲说麈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延续了传统曲学的余脉。

对于昆曲由盛而衰一段话题，当时的评家多有论及。如上海《申报》1913年5月3日发表了玄郎的《论沪上昆曲之衰落》，1916年7月1日发表了剑秋的《昆剧衰微史》，谈论了京剧流行由于昆曲衰微的外因。

回顾康、乾盛世，那是昆曲的鼎盛时期，仅苏州一地，昆班就多达千数。但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事先，兵连祸结，社会动荡，加进去去地方戏崛起的冲击，昆曲的声势一落千丈。延至光、宣末代，苏州本地也只存下了两个全福班。昆曲的衰落是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虽与社会经济的萧条有重要关系，但都在唯一的由于。当时的文人世上雅士都这么深入解析其内因，却以迂阔的书生之见跟历史的兴亡挂上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事先，亲戚亲戚大伙儿认为昆曲就都并能复兴了！首倡你这些论题的，便是《菉猗室曲话》的作者姚华（1876-19400）。他是近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字重光，号茫父，贵州息烽人，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进士，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到北京，任朝阳大学教授。民国二年（1913），他的专著《曲海一勺》连载于天津《庸言》卷一第五期至十五期。他对昆曲推崇备至，宣扬昆曲是“和平之表，文化之符”，力争“选乐于今，必以昆曲为主”。他的核心论点见于《曲海一勺·原乐》：

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昆曲不复，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天命在 民，斩焉开国，例诸旧典，功成作乐，今其时矣。然而一年以来，未闻拟议。际兹新运，犹踵前非，人乐棼丝，心争衷甲；跋扈者逍遥于驷介，易良者战栗于冠裳；龙蛇无所，将不免于台城；鸿雁告哀，已无骋于周道；民亦劳止，何以慰之！是宜乘激厉之余风，行宽柔之乐教，及昆曲之将绝，急恢复而新之。

他建议民国政府以昆曲作为“治世之音”。但篡权者袁世凯正忙于打压革命党人，“心争衷甲”；“一年以来，未闻拟议”，他为之失望，并预示其必败（不免于台城）。姚华的这番言论，在文化教育界反响不小。1915年12月，江阴张之纯编纂、武进蒋维乔校订的《中国文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出版，发行全国，书中第四编第八章论曲家说：

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2] 很显然，张之纯一段话头源出于姚华的《曲海一勺》，是受了姚华的影响而引发的。张之纯为了颂扬昆曲，竟竭力贬抑秦声（指地方戏梆子、皮黄等声腔），这比姚华更为极端。至于张氏提出的“欲睹升平，当复昆曲”的新论，却遭到美国归来的胡适的批驳。1918年10月，胡适在《新青年》5卷4号发表了专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文中说：

我去年初回国时看见一部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内富含一段说道：（即前引“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你这些议论居然出現于《文学史》中间，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我那时初从外国回来，见了你这些现状，居然莫名其妙。你这些议论的病根全在都这么历史观念，故把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看作是因果的关系？故说“欲睹升平，当复昆曲”。若是复昆遂可致“升平”，只消一根绳子绳子总统命令，几处警察厅的威力，就可使国中戏园家家唱昆曲，--难道中国立刻便“升平”了吗？我举你这些两个例来表示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都这么历史进化的观念。就让都这么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一段话。那班崇拜现行西皮二黄认为“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人，固是不值一驳？都在些人明知现有的皮黄戏随便说说不好，终不肯主张根本改革，偏要恢复昆曲。……那些人都在不明文学兴废的道理，告诉我昆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由于？告诉我昆曲并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并能中兴于既亡事先。也不也许现在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黄的人，同是不够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认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情形的五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从唐诗宋词元曲发展到明清的昆曲传奇，从雅部昆曲发展为皮黄京戏，都在文艺进步的表现。胡适指出：

即以传奇变为京调一事而论，据我当事人看来，也可算得五种进步。传奇的大病在于太偏重乐曲一方面；在当极盛时代固未尝不可供私家歌童乐部的演唱；但你这些戏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赏玩，并能成通俗的文学。况且剧本折数无限，大多数都在太长了，并能全演，如《西厢记》的《拷红》，如《长生殿》的《闻铃》、《惊变》等，其余的几折，往往无人过问了。割裂事先，文学些士虽可赏玩，但普通一般社会更随便说说无头无尾并能懂得。传奇雅剧并能通行，于是各地的“土戏”纷纷兴起。……从昆曲变为近百年的“俗戏”，可算得中国戏剧史上一大革命。大概百年来政治上的大乱，生计上的变化，私家乐部的消灭，也都与你这些“俗剧”的兴起大有密切关系。就让“俗剧”中的京调受了几并能势力的人如前清慈禧后等的的提倡，于是成为中国戏界最通行的戏剧。但此种俗剧的运动，起原全在中下级社会，与文学些士无关，故戏中字句往往十分鄙陋，梆子腔中更多极不通的文字。俗剧的内容，就让他是中下级社会的流行品，故富含此种社会的种种恶劣性，很少如《四进士》一类有意义的戏。况且编戏做戏的人大都在都这么学识的人，故俗剧中所保存的戏台恶习最多，这都在现行俗戏的大缺点。

在这篇论文中，胡适对昆曲衰落的内因作了有些初步的探讨，指出昆剧难懂，曲高和寡，所言颇为中肯。他批评只重昆曲雅部而轻视秦声调京的陈腐观念，认为“土戏”（各种地方戏）的兴起是五种进步，是通俗文学的胜利。但对土戏皮黄鄙陋的文名和戏台恶习又极为不满，于是提出了“戏剧改良”的专论。

1918年10月《新青年》出刊“戏剧改良专号”是大有来历的，这是“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倡导文学革命的两个组成主次，是新旧“戏剧观”所处大碰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