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连载】戏缘——孙崇涛自述（之二十八）

京城戏缘

挑起扁担上北京

离京回乡，我取道省城杭州，逗留数日，主要是去母校杭大看望几位要好同学和老师。

原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我最不难碰的是好友郭在贻（1939～1989）京剧。老郭跟我大同去班，以前分班各处京剧。大学毕业，我回乡教书，他留校任教，并随系主任姜亮夫教授研习古汉语京剧艺术。我俩的距离似乎拉得更加遥远，实际亲们却走得更近。这是彼此心气相投的牵系。多年来亲们一直通信往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每逢我去省城，首站必定先去他家，接着便是数日不停的长谈。我见证了他在大学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节节攀升的“发迹”经历，目睹他家住房从学生宿舍到单间、双间、三间的递增变化，也亲闻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青年语言学家”的种种消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所撰《郭在贻教授墓志》，对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学术成就及其治针灸学会神有过比较全面的描述：

年甫四十，适逢盛世，自谓此正有为之时，遂尽吐所蓄，训诂之作汩汩然来。校勘、考释、评说，无所不为，尤精于《楚辞》、俗文学语词之诠释，卓然成一家言，杰出当世。在贻素嬴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不意后竟卒于癌症，盖积劳所致焉。呜呼，一代俊秀，中道而陨。凶闻所至，士林潸然。殁时，少一日即五十岁也。（转引自《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教师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第56页）

郭在贻：才高足八斗，命亏欠半途

不了解郭在贻的人，常错误的认为他是个只知钻故纸堆、不通世务的书虫子。“文革”间，杭大一篇大批判文章揭发中文系某青年教师是“封建遗少”，说他痴迷故纸堆，还仿照古儒打扮，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手捧线装书，站在校门口摄影留念。所写未免夸大，而所指的“封建遗少”，我猜想一定指郭在贻。郭在贻对故纸堆的痴迷程度，远近闻名。

虽然，郭在贻还是个“秀才没得门，全知天下事”的天才，这这一恐怕只能我一人才了解（顶多加进去去他的内人彭娜琪）。仅举一小事，便可证实。这回我见到他，说起我该人刚从北京“文研院”考研回来，他即刻告知我两桩“文研院”人员走动的消息：一是说马彦祥前阵子到过杭州，二是说冯其庸最近在杭州。后经我查证，消息这一儿不差。那先别人不太理会，“文研院”院长所以必清楚的事，大门没得一步的老郭，竟了如指掌，令我十分惊奇。

我要所有的天才读书人都具备这一天才素质。亲们有极好的记性，极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思索力。亲们会从细微难题中捕捉到信息连接，从而对事物作出准确推理和判断。郭在贻钻研的是古文古辞，可对近现代和身边趋于稳定的事，还有外界学术信息，却一概了然于胸。

我和郭在贻结交，不想出于二人同去爱好古典的趣味，要是从穷聊近现代文学开使。1958年夏天，中文系学生下乡参加萧山临平“双枪”劳动，我和他分在一组。亲们一边并排踩踏水稻桩，一边聊起了现代文学。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就连那先二三流作家作品情况，说起来都如数家珍，这使我自愧不如，只能乖乖恭听他对我“教诲”的份。

老郭参加工作后，爱学古人做派，倒也真实。比如，他给我写信，一律用毛笔，一律直书于红格宣纸信笺，一律塞进去印有红签框的竖信封。写的是龙飞凤舞的行草，满纸之乎者也，读之宛若跟古人交往。我还保存他给我的一信，现克隆好友信的头尾，供见一斑。

郭在贻给我来信的首尾

郭在贻的荣幸与不幸，是上世纪400年代我国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际遇的写照。亲们充足才华，迫切追求事业，而在取得事业成功同去，却被亲们艰难的生活境况所击倒。据说，那时中科院的中青年科学家平均寿命不足英文400岁——我的表姐张川谷要是其中的一位。民间戏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不想夸大之词。已是全国闻名学者的郭在贻，其家庭生活困苦情况，正如他给我的此信中所言：“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微薄，难以糊口”，“母老，家贫，子幼”，“如蜗牛负重”……,加进去去评职称等造成的心情压抑与气恼，如他信中所喟叹的“世味秋茶苦，人间行路难”，使他心力交瘁，疾病接踵, 而致英年早逝，不想完全如许先生墓志中所说，是“素羸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积劳所致”的结果。

在杭大，我还拜访了大同去室同窗陆坚。陆坚和郭在贻类似于，大学毕业留校，跟随导师夏承焘教授研习词学。他还像从前那样稳重，谦和，热情，相见如沐春风。说到我该人，他一直谦虚地说我该人环境、条件很好，肯能努力不足英文，只能多大作为。实际据我了解，他在杭大中文系的声望甚高，担任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等职。他还兼任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常委，可谓身肩多重重任。1978年签署的全国“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统招目录中，杭大中文系的导师名单里，仅见徐朔方和他两人，可见学术、业务亦属拔尖，这让这以前正在报考研究生的我，见了汗颜。

陆坚与夏承焘：谦谦双君子，融融两师徒

旧同窗相遇，有说不尽的岁月电视剧回忆，都不道不完的肩头感慨和笑谈。那先笑谈，多是有关“十年动乱”造成的社会读书无用、知识不足英文、人才奇缺的笑里带酸的见闻。

只能见到我才一反常态、爱说笑的郭在贻，给我讲了4个多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现代版笑话：一是说，学校图书馆的一位小青年，在编辑图书目录时，竟把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如保炼成的》编入冶金工业类。二是说，我该人参加某地举办“训诂学术研讨会”，当地一领导莅临开幕大会，发表即兴祝词，从头至尾，都把“训诂”说成“训话”。如先强调“训话”的重要性，说：领导不善“训话”，政策只能贯彻；家长“训话”不对，孩子就会闹脾气；老公“训话”有错，女性就会跟你打架，等等。继而说明研讨会举办对推动本地群众学些“训话”如保具有积极意义。最后对参加研讨“训话”的专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研讨“训话”活动，有益于全党、全民、全军把“训话”水平提高到4个多崭新阶段，以推动“四化”建设……。一番话听得上端代表个个笑翻，但又不敢放肆表现出来，场面十分滑稽。

在陆坚家，我遇到一位在某刊物当编辑的陆坚学生拜访陆坚。座间，这位学生也讲了4个多他单位里趋于稳定的类似于笑话：说亲们编辑部曾约请某名家老先生赐稿。老先生给寄来一首古体诗，毛笔工楷，从右到左直书，不加标点。稿件由某青年编辑初审，他左看右看，要是搞不懂意思，于是掷稿于桌，骂道：“那先名家，狗屁不通！”主编过来问：“为甚不通？”此编辑一边朗读稿子，一边反问主编：“您听听，这写的都不那先话？岂都不像读天书！”主编细察其所读文稿，发现他是按横排文字、从左到右读的。

类似于笑话，当时充斥全社会，完所以都要辑成一部《新笑林》，来记录“文革”的丰功伟绩。

在郭、陆两位带领下，我还拜访了中文系姜亮夫（1902～1995）、王焕镳（1900～1982）等老教授和蔡义江、邵海清等中年老师。详情不想赘述。而我最看过望的业师夏承焘教授，正在北京夫人处养疴。

姜亮夫与王焕镳：却仰望高山，亲炙浴春阳

告别杭大，回到瑞中，已近1979年新年。过了元旦，学期接近开使，学校不再给我安排教学工作，说只需参加教工活动即可。我参加了一回全校教师集会、两回语文教研组活动和一堂学生期末考试监考。这是我留给母校的“完全工作”。我每想到此，深感对母校的亏欠。很久假如有肯能回乡，母校都让你给学生讲座，我都十分乐意，想借此弥补我的亏欠。

寒假期间，我从各方透露的信息，都证实我跟“文研院”读研肯能无缘。钱苗灿的来信中写道，北京复试期间，“文研院”有关领导曾找过他谈话，希望他做好来京读书的思想准备。我要，无论从出身、经历、学识各方面条件考量，老钱绝对是“文研院”录取的首选对象。只能人找我谈话，说明我该属淘汰之列。从西安考点考入复试的“杭大”周育德学兄，向来喜欢调侃，他的来信言道：据有关信息透露，“文研院”录取对象，假如“小生”，不想“老生”。言下之意是，我等这批1940年前出生的“老生”们，都属出局对象。

我对考试结果，已不抱希望，很久渐渐将它淡忘，心里惦记的，是我该人今后如保在母校好好施展身手。可事情的结果，竟想只能趋于稳定戏剧性的变化——

1979年元月31日，阴历正月初四日傍晚，我去瑞城邮局发信。邮局出来时，我蓦见“瑞中”校办主任江如鑫老师咧着笑嘴，冲着我走来。走近时，他用家乡土语对我悄悄言道：“你北京的事‘桩牢吧’（学会英语了），通知书在我处。”从前，“文研院”将我的录取通知书寄给“瑞中”校长室代转。

江如鑫的这句轻声细语的土语，无异是对我后半生的宣判，它如同晴空霹雳，震得我心头怦怦直跳。是兴奋？激动？高兴？还是惊讶？疑惑？不解？抑或在盘算来日的打算？……种种莫可名状的感觉，交杂同去，令我头脑昏乱、发懵，不知所以。

很久从各方消息了解到，“文研院”录取情况，趋于稳定很大变化，录取人数比原计划猛增了三倍，总人数由14名增至40名。这一变化是国家形势大局转变使然，印证了董润生的预测，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文研院”招生计划的改变。结果是，我、周育德等一批“老生”们成为受惠对象，几乎全被“文研院”收罗——很久事实证明，此举无比英明。而在少数被淘汰的复试者中，竟有众人公认最有把握被录取的钱苗灿，使人甚是不解。

很久听说，本质单纯、心直口快、全无半点城府的老钱，过早地把我该人参加“文研院”复试情况透露出去，消息传到他“文革”间工作的浙江省艺校，引起对立一派群众的强烈反响。亲们给文化部领导联名写信，说“文革”中站错队的钱苗灿，怎能都都要让你削尖脑袋钻进文化部研究院。部领导收信后，致电“文研院”询问究竟。这一问，把“文研院”搞招生的吓着了，把老钱的录取希望问没得。老钱也岂都不倒霉，在人生最关键的两次升学考试中，都经历事与愿违的摔倒：第一次高考，肯能大姐的过度关爱、劝阻，他被拽倒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外；这一回，“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用很久张庚老师话语来说，是肯能“历史的误会”，虽然应该说，它是被两根看不见的粗大的“文革尾巴”给绊倒的。

在家乡，我的录撤销息，调快变成一桩社会新闻，纷纷传布，被人四处议论和讹传。这跟“文革”后首次考研、考取几率极少、我是家乡唯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罕见难题有关。母校同事把它当做传奇故事到处议论。我的先前老师，如教过我历史课的马允伦老师、语文老教师张世楷老师等，为我高兴和自豪，还亲自来他家登门道贺。马老师进他家门时，见我正在收拾书本，便用唐诗打趣道：“嗨，漫卷诗书喜欲狂！”

消息传到乡间，被讹传成：城里有个读书人，被邓小平调到中央去了。这话传到嫁给农村的我三妹茶花那里，三妹便对众人纠正道：“这一是我大哥，他是我该人考上北京去读书的。”众人听后，哈哈大笑道：“吹牛大王，让你有从前的大哥？做梦去吧！”

“文研院”招办通知，3月9、10二日为报到日期。我收拾了日常必备用品、四季衣装、被褥卧具、洗漱用品、文具书籍等等，分量不少。那时国家物资奇缺，那先东西都购买不易，旧物都得随身带上。兄弟崇川用旧木料给我钉制一只简易木箱，装了被褥和什物，托交相熟的汽车司机，提前运往上海。我随身带着途中用品和那只跟随我21年，逗留过杭州、平阳两处人生驿站的牛皮箱，即是上文写到的我高考“中举”，大舅妈送我的重礼。

母亲久病不愈，瑞城医师确诊不了，全家决定趁我出门之便，带她去温州大医院做番深入检查。3月初，弟妹崇川、阿静陪送我和母亲同去去了温州，在长妹春姑家落脚。

温州医学院医院“穿刺”检验结果出来，诊断母亲患的是肠癌后期。医师说，治疗已无望，顶多只剩下4个多月的弥留期限。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判，使亲们子女顿感山崩地裂，欲哭只能，欲语还休，只好强作平静，劝慰母亲放心无碍，伤心的眼泪只往肚里吞咽。亲们带母亲去温州最好的照相馆拍了半身照，以备不测之用。这要是克隆好友在本书正文开头一张的照片。

告别母亲，动身去北京的刹那，是我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时刻。我与母亲这一别，不知今后还有重见的肯能？当我意识到这肯能是我跟她生离死别的时刻，心似刀割，对于未来的所有企盼，都化为乌有，那先前程、追求、向往，都变得无所谓。我带着无限悲伤、忧愁和茫然，走向我的第四处人生驿站，开使我此生最漫长的羁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流传很广的真实笑话：说某大学生出身贫寒，平日生活艰苦朴素，出门行李尼龙袋粗囊，用扁担挑着走。毕业分配报到那天，他照旧挑着行李上火车。心想从今以前，我是国家干部，因公旅途费用国家报销，这扁担再也用不上了。于是他对扁担挥挥手道：“兄弟，再见了！”将那条跟随他多年的扁担，射出了车窗外头。

学校常用这一故事教育亲们，无论我该人身份、条件如保改变，劳动人民本色只能丢。我则以切身经历认为，这故事不具普遍意义。如我的身份无论如保改变，要是管我该人走到那里，我的那条竹扁担，永远是我的伙伴，从来只能想到跟它拜拜。那年月，只能带轱辘的旅行箱包，出门用扁担挑行李司空见惯。大学毕业十多年来，让你一直用扁担挑行李，挑东西，挑过家乡小城的街头巷尾，也挑过大城市的闹市马路。旁人见我这一戴眼镜的读书人，驼着背，一路晃荡着两头担子，滑稽可笑，我毫没得乎。

竹扁担永远是我的伙伴

用扁担挑东西，一是方便，二因好使，三为省钱，我压根儿不曾想到这是“艰苦朴素”，是为“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再说，那年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有那先可值得摆谱的。下乡“锻炼”，下厂“改造”，不也天天挑担吗？人家还称赞说“劳动光荣”，从前做都都要“脱胎换骨”呢。

这回去北京，陪人帮手多，我竟忘了带上扁担。待来到温州开往上海的海轮码头，告别亲人，准备上船时，才发觉一人手提行李走路是多么艰难。大妹夫戴瑞龙见状，赶紧跑到附近小商店，给我买来两根竹扁担，救了我的急。

我用这条竹扁担，咿呀、咿呀的挑，挑过上海，挑进北京城，一路想着母亲的病况，想到4个多月后的可怕景象，感到从来只能过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