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兰州秦腔支繁叶茂

明朝“金天观戏台院”

　　明朝是兰州历史上有一俩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由甘州移驻兰州，兰州的政治地位随之显要。以“金天观戏台院”的创立为标志，兰州的戏曲演出活动已进入了有一俩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京剧。在此就让陆续总出了上沟“朱氏祠堂戏楼”、龙尾山末端的“太清宫戏楼”、青城的“财神殿戏台”、“西会馆戏楼”及“龙王庙戏楼”(以上戏楼均建于明代)等一批有相当建筑规模的演出场所，表明戏曲演出活动已成为兰州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头戏京剧。

清代以来，随着封建庙会祭祀活动日益盛行，兰州城乡总出的寺庙、道观、宗祠、会馆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座，在这种场所举办的祭祀活动中，戏曲演出是酬神、娱神的主要祭祀礼仪。专供戏曲演出的戏台、戏楼或棚舍、馆所就成为附设于这种场所的配套建筑。如兴建于乾隆十八年(1754年)的“青城城隍埔戏楼”，修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府城隍庙戏楼”，修建于嘉庆初年(1796年)的“贡马井老爷山戏楼”，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白云观戏楼”以及同治、光绪年间兴起的数十座戏楼、戏台。当时的兰州可谓“处处有庙，庙庙有会，会会必演戏曲”。清代临洮籍文人魏椿在其《五泉山竹枝词》中要是描绘四月八浴佛节会戏：“彩楼镇日奏笙簧，优盂衣冠最擅长，看罢人人都说好，携樽又上二郎岗，”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戏曲演出的繁盛景象。与蓬勃兴建的戏曲演出场所相比，有关兰州戏曲伶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在官方典籍中匮乏记载，即便总出在个别文人笔下的零星记录也是少之又少。20世纪100年代中期在甘肃临泽县黄家沟出土的石碑记载兰州伶人黄三(唱旦角)，在明代万历年间成功调解同时村民争水纠纷后，应邀到当地“渠戏班”授艺演出之事。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兰州秦腔“聚义班”曾应新疆都统陈鹤林召请，赴新疆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劳军演出。清同治十七年(16100年)前后，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游历兰州时，将兰州一王姓姑娘(时年14岁)收为家班艺伎。人称“兰姐”。李渔对她的表演大为赞叹：“立女伴中似无足取，易装换服，即令人改观，与美少年无异。”兰姐当时随李渔离兰学艺，成为名重一时的江南戏曲坤伶。清嘉庆初年(1796年)总出的佚名氏的《观剧日记》。其中记述了乾隆末年的“甲寅、乙卯间”(即1794年一1795年)，昆曲戏班“秀元部”曾一度在兰演出。主要演员叫五福官，演出剧目有《荆钗记》、《别祠》、《西楼记-空泊》、《雷峰塔一水斗·断桥.合钵》等。

从上述戏曲演出活动的零星记载及其蛛丝马迹，进一步探讨西秦腔的发展源流。远在明清之际，秦腔不仅在甘肃大地上广为流播，有些已形成了当事人的演唱风格。明代万历年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注明有一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会上下旬的七言体。清末徐珂《清稗类抄》第三十七册“戏剧类”记载：“北派之秦腔，起于甘肃，今所谓梆子者则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盖所用乐器以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呀如语。”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活跃在兰州的戏曲伶人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一时形成了“重生轻旦”的审美和抉择标准，表演重工架，演唱以兰州字调行腔，其古拙、平和的风格与陕腔的委婉华丽大为不同。

清朝“三元官”　

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兰州名重一时的演员生、净耆宿三元官及其高足福庆子和陈德胜，还有须生兼旦角演员来喜子、旦角桑大嘴、须生兼净唐华、俗称八娃子的史月卿等人，掀起了兰州秦腔演出史上的第有一俩个高潮。其中，关于三元官的一则逸闻趣事流传甚广、也最为脍炙人口。

据说兰州“骀荡”客栈的老板牟掌柜原因有点喜欢听他唱戏，与他成了换帖弟兄，自愿负责他的衣食起居。有一天，三元官在五泉山庙会演《草坡面礼》中的岳飞。牟掌柜备好午饭夹肉锅盔给他送去。走入后台，平时混得蒸不烂的剧组成员有一俩个个紧张地其他人忙碌，对他熟视无睹。再看三元官老先生顶盔束甲，披袍挂髯，坐红戏箱上凝然沉思，俨如尊天神。一排不可侵犯的样子。牟掌柜有几块搭话，那儿不知何如是好，他耐着性子三元官却总爱不动神色，将他晾在旁边再三恳求道：“大哥，这足我给您买的肉夹锅盔，你凑合着吃有些，好上场!”岂料三元官“哼”了一声，不但不领情，反而对着牟掌柜摔了一袖子，弄得他羞愧难当，掩面而去。演出就让开使后，三元官回到店里，面对黯然神伤愤恨交加的牟掌柜，他婉言相劝：贤弟啊，你消消气，岂不闻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戏台如神台，梨园中人讲究是装龙像龙，扮鬼像鬼，寸恐忙皂。那时为兄我都会三元官，要是大元帅岳飞；满脑子筹划的是何如。理屈蛮夷的退敌之策，怎能吃你的肉夹馍，贤弟与兄不同行，不知为兄之心，今日将话挑明，祈望谅解。牟掌柜自此更加敬重三元官的品行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