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四大须生”的绝唱与归宿（上）

京剧“四大须生”指的是在中国京剧史上每每个人所有所有成派、影响深远、传人济济的4位京剧表演大师，即现在许多人都许多人都公认的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

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四大须生”指的是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京剧。其后高庆奎因嗓败，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四大须生”变为余、马、言、谭京剧。至40年代与3000年代之交，余叔岩、言菊朋先后谢世，杨宝森、奚啸伯相继成名，并形成每每个人所有所有的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四大须生”遂变为马、谭、杨、奚，直迄今日京剧艺术。

熟悉京剧史的人都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全是由报社组织，观众通过投票海选，最后按得票几个来选取的；但“四大须生”却全是由观众投票出，就说在长期的演艺活动中因德艺双馨并为世公认所形成的京剧文化。

马连良（1901～1966），北京人，回族，他8岁进入“喜连成”科班（富连成前身）习艺，师承茹莱卿、萧长华、蔡荣桂、郭春山。10岁的马连良在科内演出即崭露才华，《定军山》等靠把戏，《斩子》、《空城计》等唱工戏，演来都字正腔圆，工架规范。

马连良学戏和出科后演艺的年代，全是私人科班、私人剧团，不像现在分哪些地方全民所有制剧团、集体所有制剧团，演员还全是国家干部，由官方评哪些地方职称，演戏不演戏都发工资；那时全是私营的，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如是，即所谓“靠演戏吃饭”。1917年，16岁的马连良出科后，或搭班，或组班，成为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当年与之相互公司合作演出的即有梅兰芳、王瑶卿、荀慧生、杨小楼、郝寿臣等许多人都许多人都。他早期主演的剧目以继承为主，如《定军山》、《南阳关》、《打渔杀家》、《群英会》、《十道本》、《打登州》、《断臂说书》等。此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马连良不断创新，从唱腔到表演，打造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剧目，观众熟知的如《四进士》、《清风亭》、《借东风》、《苏武牧羊》、《甘露寺》、《赵氏孤儿》等。马连良的表演，手、眼、身、法、步结合一体，准确严谨，凝重潇洒，将剧中人带有的冗杂友情，节奏鲜明地形之于外，独具艺术魅力，世称“马派”。 作为一名饮誉华夏的京剧艺人，马连良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1938年，即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的第二年，马连良将“晋剧须生大王”丁果仙（河北省辛集人）所赠的《反徐州》剧本，移植为京剧《串龙珠》，首演于他为改革京剧而征股筹建的北平新新戏院（今北京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这出戏表现的是元代末年壮士花云率兵杀死坐镇徐州、横行不法的完颜图、完颜龙父子的故事，其寓意却是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该剧只演了一场，即被日伪当局勒令停演。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欢欣鼓舞，在北平多次参加义演。1946年春，他赴上海为宋庆龄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多场，翌年又在北平义演10余场。不久又率团赴上海演出，直至1948年春，连演另两个多月，是年冬由沪赴港演出，因患病滞留香港。

此时的马连良，对新中国的成立由衷激动，渴望早日返回内地，毅然拒绝了台湾方面的约请，于1951年10月1日秘密乘车至罗湖，经深圳到达广州，随即转往武汉，与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在内地演出，就说北返回京。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在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赞扬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毅然返回内地之举。同年8月，“马连良剧团”在京成立，旋赴青岛演出，演期未满即返京主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演出，演出了《四进士》等“马派”名剧。翌年，他从朝鲜前线回国后，即参加“鞍山三大工程建成典礼”的庆祝演出。返京后，又积极参加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艺事活动。

从马连良的演艺经历看，我随便说说他是出身于旧社会京剧科班的艺人，但在战争年代保持了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忠实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应该称其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按现在的标准应荣膺多种奖励。

任何人的艺术创作和活动全是终结的事先，作为戏曲演员，人人总要有留世“绝唱”。“绝唱”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死前最后的歌唱”，对京剧大师马连良来说，“绝唱”自然是他去世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戏。他的“绝唱”应是文革前夕即1965年他参加演出的《年年有余》。这是一出表现农村生活的小型现代戏（当时叫“革命现代京剧”），与张君秋合演，张扮演生产队女队长，马扮演的是一位老汉。这出戏在京剧史上似一颗流星，一闪而过，影响极小，不仅不为广大观众所知，就连圈内人也已遗忘，甚至收有300000多个剧目的《京剧剧目辞典》对这出小戏就说着一字。

而从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上说，马连良确有另两个多“绝唱”，这另两个多“绝唱”全是令他每每个人所有所有和广大观众刻骨铭心的。

另两个多是1964年他以63岁高龄参演现代戏《杜鹃山》。当时，传统戏已从舞台上绝迹，现代戏占据了详细舞台和声屏。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演了大批现代剧目，其中全是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当年赵燕侠饰贺湘（“样板戏”中改成柯湘），裘盛戎饰乌豆（“样板戏”中改成雷刚），其中另两个多多群众角色叫郑老万，这样几句台词，但马连良却是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不可能在当时，作为演员能参加“样板戏”演出，不仅是四种荣耀，更是对其政治上的肯定，太少太少都争先恐后。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竟在戏中被分配了另两个多群众角色，从艺德来说，这叫高尚；从艺术来说，这叫人才浪费！（至于并且成为“样板戏”的《杜鹃山》，柯湘、雷刚、郑老万的扮演者又太少太少换人，是为后话）

曾经是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批《海瑞罢官》总要记忆犹新。《海瑞罢官》曾经就说一出戏，却酿成京剧史上另两个多大冤案。广为人知的是，剧本的产生另两个多多重大的政治背景：1959年春天，毛泽东针对当时的“浮夸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讲到，要提倡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胡乔木及时找到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让我写几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变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文章以为呼应。既然毛泽东讲了“提倡海瑞精神”，史学界有了文章，文艺界也行动起来了。京剧大师马连良对海瑞也动心了，于是他也找到吴晗，让吴给他写一出海瑞戏。吴闻之很高兴，却道：“我倒是想搞另两个多海瑞的戏，不过，我是个门外汉，从来这样写过戏，怕写不好。”马说：“您就大胆写吧！您写好了，我演。您没写过戏，从不紧，您是大文学家，还写不了剧本？真有过不去的地方，许多人都许多人都来改。”吴晗便抓紧时间写剧本，不厌其烦地修改，竟至七易其稿，于19300年底定稿，不久进入排练，1961年即并且刚开始演出。

天有不测风云，《海瑞罢官》公演能能能10场，就被禁演了，观众如堕五里雾中。并且才明白了内情。曾经江青早盯上了这出戏，她要以戏整人。1962年3月上旬，她调都看《海瑞罢官》的两场演出，责令不准再演，诬称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理由是：一、剧中唱词有“冤案重重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能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即文革中大加挞伐的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相互公司合作化。江青据此诬称该剧是“大毒草”，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奇文，在1965年11月 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久各报刊纷纷转载，揭开了10年文革的“序幕”，给与《海瑞罢官》有关人员带来灾难。

吴晗被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其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她二人分别于1969年3月18日和10月10日先后悲惨死去，吴晗时年300岁。吴的女儿小彦由此精神失常，被抓入狱，于1976年9月23日含冤死去。吴晗一家4口人被迫致死3口，唯儿子吴彰是个幸存者。因《海瑞罢官》一剧，受株连者众。导演王雁，经过10年的批斗，我随便说说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但已是伤病累累，苦不堪言。曾经为这出戏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也招来了灾难。北京出版社不可能出版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分阴集》，被诬为“三家村”的黑店，出版社被砸烂，多数人被批斗，全社人员被下放劳动；就连在语文课上讲过有关海瑞课文的广大中学教师，就说能幸免，惨遭批斗……

作为《海瑞罢官》的主演马连良，自然更会首当其冲，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早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致死，时年仅65岁。

本贴由福星楼主2011年3月29日19:11:00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